再比如說，美國過分依賴市場機製來解決住房和醫療問題，導致醫療費用、住房價格不斷上漲，住房、醫療、教育等體製缺少基本的普惠性的特征，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這些是美國等發達國家過去幾十年以來整體競爭力相對下降、社會矛盾不斷積聚的最深刻原因。
客觀地講，美國等發達國家必須經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必須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涉及現代市場經濟基本層麵的各個領域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這場改革與裏根、撒切爾夫人時代的改革相比更加複雜，也更為艱巨。
對此，美國的部分學者有清醒的認識。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最近發表論著《文明的代價：重新喚醒美國的美德和繁榮》（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書中用大量的數據論證美國必須進行深刻的變革。在他提出的行動方案中，教育改革躍居第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最近出版暢銷書《我們過去曾經如此》（That Used to be US），書中把中國作為榜樣，大力鼓吹美國必須圖變，其中最重要就是教育體製改革。
全球化成為借口
不幸的是，很多美國民眾和精英人士並沒有改革意識，更不願意承認他們的根本問題所在，他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全球化之上。在他們看來，是全球化導致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目前的困境，是全球化使他們大量的企業和民眾喪失了工作，缺少了競爭力。
的確，全球化使得美國的很多企業，如波音、蘋果、英特爾公司獲得了巨幅利潤，也使得這些公司的部分產業轉移出境內，但是也必須看到，像美國這樣的大國，貿易部門所占經濟的比重畢竟相對比較低。例如，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1年9月，美國的製造業人數僅為1174萬人，約占其非農就業總人數的8.9％，美國的製造業再發展，也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因此，其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全球化，全球化至多是一個催化劑和加速器，它讓西方整體社會製度安排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美國有遠見的政治家對此看得非常清楚。前總統比爾·克林頓2010年11月在新加坡亞洲投資論壇上公開表示，他自己已經不需要競選了，可以講實話了：美國的問題是自找的，不能拿中國當借口，相反，必須深刻改革，教育是美國的重大短板。
國內政策向左，國家戰略向右：“占領運動”的長期影響
“占領運動”毫無疑問正在被美國的左派政治家所利用，這其中包括美國的民主黨人和其他國家的工黨人士。那麼，“占領運動”的後果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是美國的國內政治向左轉，而國際政治戰略向右轉。
國內政治向左轉，指的是國家對政治、經濟各領域加大幹預，例如，對華爾街將會實施一些討論已久的管製政策；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麵，也一定會出台一些更為直接的管製。這種管製本身並不一定會帶來公共開支的上升，相反，它會在一定程度上節省完全靠政府購買的消費性公共開支。伴隨國內政策向左轉、向政府幹預的方向轉，“管製”將會成為未來西方社會發展的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