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傳遞出了世界政經格局變化的重要信號：發達國家的國內政策開始左轉，致力於幫助中產階層受益經濟複蘇、從三方麵加強金融監管、大力推進產業政策以淡化虛擬經濟；國際政策則向右轉，即以實用主義原則應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並力圖設計一套管理全球化的體製。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從懷疑轉為莫名的怨氣，並做出了一係列挑釁動作。麵對新的形勢，“西方危機時代”的中國應重新定位經濟政策的走向。
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2010年年會，2010年1月底在瑞士小鎮達沃斯如期召開。從氣氛上看，2010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與2009年有很大不同：2009年，在金融危機爆發不久的恐慌中，各路參會者抱團取暖，試圖穩定市場參與者的情緒、增加信心；2009年，人們則在深刻反思危機發生的原因以及“西方危機時代”應該采取的措施。而且，2010年已屆不惑之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討論的話題越來越廣泛，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各國政要、商業領袖、學術精英在金融危機爆發一年後所產生的觀點碰撞，以及各種觀點背後的思想情緒，給世界傳遞出了重要的信號。這些最新信號對於我們把握“西方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具有特殊的意義。
發達國家國內政策向左，國際戰略向右
目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複蘇。在達沃斯論壇召開之際，美國商務部宣布2009年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7%。但是，發達國家的政策製定者和學者們非常清楚，這種複蘇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經濟從此恢複了健康。恰恰相反，他們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看到這場複蘇並沒有給實體經濟帶來根本性的好轉——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廣大中產階層仍然處於困惑之中，他們並沒有從數據華麗的經濟複蘇中看到希望，得到實惠。
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政策製定者和學術精英們出現了明顯的思潮向左的變化。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最高經濟顧問薩默斯在達沃斯年會上所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讓它的中產階層指望生活水平年複一年地提高，不能讓它的中產階層看到希望，這樣的國家不論和其他國家維持什麼樣的友好關係，都不可能長期繁榮強大。”用中國人的話來說，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就不可能在外麵講話強硬。因此，發達國家的政策製定者們明確地把注意力轉向了如何幫助中等收入階層從經濟複蘇中得到好處，如何深刻地反思並重建基本的經濟製度。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他們在向金融體製開刀。
金融監管是這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焦點，各種峰會討論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金融監管必須加強。目前來看，加強金融監管有三個基本的方向。
其一，嚴格控製金融機構自營業務的規模和自由度。其原因在於，這些自營業務不是以實體經濟的客戶為服務對象，而是為金融機構自身的超額贏利服務的，它不僅不公平地得到了政府隱含的金融救助的補貼，而且其經營不善對整個金融體係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通俗地講，這種自營業務是金融機構的自娛自樂，一旦玩得好，其好處都歸大型金融機構所有；一旦玩失手，後果都由納稅人來承擔，因此必須加以限製。
其二，必須使金融機構的服務簡單化，其規模也應當縮小。這種規模的縮小不僅表現在金融機構資產的大小上，而且還要嚴格控製這些機構運營的業務範圍。看起來，歐美正力圖回到《格拉斯－斯蒂高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的老路上，要求金融部門的業務麵盡量縮小，以隔離風險，便於監管。
其三，在金融監管上，各國政策必須協調一致。具體而言，歐美各國不能因互相競爭而放鬆金融監管，不能出現倫敦和紐約競相以鬆弛的監管來吸引金融業務的格局。
在國內經濟問題上，發達國家政策思潮往左轉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大力推進產業政策，希望以這種方式重建經濟發展的基礎，強化實體經濟，淡化包括金融在內的虛擬經濟影響。201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一個重要言論就是，中國在新能源和新型戰略產業領域已經出現了領先的苗頭，因此，發達國家必須迎頭而上。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精英人士激勵和刺激國內政策製定者和企業家的說辭，有點類似於當年的蘇聯衛星上天後，西方國家痛下決心趕超時的情形。但不管怎麼講，發達國家政府正在積極幹預和扶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最近爆發的豐田汽車召回事件，依筆者看，一個重要的誘因就是，美歐等國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幫助本國企業在競爭中獲得先機。
在國際政策方麵，發達國家的思潮卻在向右轉，即采取實用主義的原則來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公開表示，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金融危機，也不是碳排放等問題，而是當今世界出現了十幾億人口的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麵對這些國家，美國的任務是如何設計出一套管理全球化的體製，使得這些新興國家的發展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牽製。所以，可以預期，發達國家從維護其長期利益出發，對外經濟政策將不拘泥於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等傳統的說教，而將更加務實，更加注重實際利益，更加強調在製度設計上占領先機，從而長期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