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所麵臨的國際環境將會更加嚴峻複雜，因此中國經濟到了非調整結構不可的時候。經濟結構調整並不是新的話題，恰恰相反，它是長期以來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但是，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調整具有不同的內涵。本文先分析論證了當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三大表象，以及其體製及發展戰略方麵的深層次原因。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寬財政、緊貨幣，即在深化體製改革的基礎上實行積極寬鬆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金融危機爆發一年以來，世界經濟與金融形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演變已經遠遠超出了許多分析家當時的預計。中國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下，及時作出了必要的調整。就最新的觀察來看，中國經濟客觀地講已經成功抵禦了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嚴峻挑戰。但是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格局一定會出現根本性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問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成為政府界和經濟學界最關心的政策話題之一。本文試圖從經濟調整的緊迫性出發，剖析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表現，再深入分析這些經濟失衡表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最後針對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提出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即發展戰略的調整。
全球經濟再平衡呼聲高漲：國際經濟金融形勢更為嚴峻
中國經濟雖然比較成功地應對了世界金融危機最直接的衝擊，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後將麵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最複雜、最嚴峻的格局，這一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逼迫著中國經濟必須立即進行結構性調整。結構性調整的緊迫性有各種各樣的表象，從本質上講，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導致了中國經濟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結構調整。
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經過各國通力合作，國際金融界比較快地穩定了下來，並獲得了較快的恢複。不同國家的實體經濟也先後出現了止跌複蘇的現象。但是國際政策界眾口一詞，那就是金融危機後的世界不可能回到危機前的格局。世界上占主流的觀點認為，世界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危機前全球經濟的失衡。而這一經濟的失衡，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包括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看來，核心就是貿易的不平衡，而貿易不平衡的核心就是中國、德國和日本的貿易順差。於是國際上形成了一種要求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普遍的呼聲，這種呼聲的矛頭直指中日德。對日本和德國而言，它們比較容易開脫自己的責任。日本政策界反複指出他們多年以來采取的就是華盛頓式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包括彙率的升值，也包括國內的大幅度的財政刺激，然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其國債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上升到了150%以上，所以日本的政策製定者們，以一種哀兵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社會上，在很大程度上逃脫了國際社會的指責。德國政府在不同的場合也指出，德國是歐元區的一部分，而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貿易是平衡的，同時歐元的貨幣政策並不掌握在德國一家手裏，因此德國政府巧妙、輕鬆地避開了國際社會的指責。
如此，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討論矛頭直逼中國，國際社會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主要責任國，中國的貨幣政策，包括彙率政策必須調整，人民幣必須升值，中國必須想盡辦法啟動內需，減少對外的貿易順差。這種呼聲也許沒有嚴格學理的支撐，但是它已經形成了一種國際輿論的壓力，對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形象，已經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傳遞到中國與國外的關係上。沈聯濤、成九雁2009年指出貿易領域的全球失衡可能會被政治化，不能夠進行客觀分析進而按照一種有序、可持續的方式解決。如果中國經濟不加快結構調整，不在近期內盡快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的話，我們不僅難以維係國民經濟穩步上升的態勢，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在國際上樹立起令人尊敬的大國形象。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表象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表象是非常清晰和明顯的，它體現在中國經濟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外貿順差以及出口占GDP的比例過高。我們將比較係統地逐一分析每個因素。
一、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過低
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自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處於下降的通道，2000年以來下降的態勢更為明顯，從2000年的62.5%降到了2007年的47%，2008年略有回升到50.8%。其中主要的因素是居民消費的比重在持續下降。我們也可以把這一比例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居民消費的比重明顯低於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這一差距高達驚人的21.5%。
我們也可以把中國經濟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即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可以看出，與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這一差距仍然接近21%。
可見，中國經濟消費占GDP的比例是明顯過低的。我們經過係統的計量分析發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是導致居民消費比例下降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說，中國經濟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原因不是文化因素，也不完全是社會保障的相對不足，基本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斷下降。當然，不可否認基礎醫療和教育支出會增加中國經濟的消費，但並不是通過使居民有更多的安全感達到的，事實上，中國的家庭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比較穩定的。
二、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過高
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不斷上升，根據我們的預計，這一比例在2009年將接近60%。
那麼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之高是否合理呢？關於這一問題，學術界尚有爭論。白重恩、謝長泰、錢穎一於2007年指出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回報率是比較高的，他們的計算表明中國從1998年以來的資本回報率是20%。盧峰2007年的研究也表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是較高的。因此，他們的研究往往被用來支持一個推論，即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高是合理的。
在學術界之外，包括經濟政策界，大多數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如此之高的固定資產投資率是低效率的、不合理的、難以持續的。那麼如何評判這兩類矛盾的觀點呢？我們的觀點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是高還是低最終的判定標準應該是社會福利而不是投資回報率或利潤率，而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的社會福利，更應該考慮跨期的以及跨代之間的社會福利的總和。
筆者與徐欣、江紅平2009年的研究試圖從長期跨代社會福利的角度來探討最優的投資比例，我們從最優增長的理論角度來測算中國經濟的最優投資比例，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的投資比例明顯偏高，比較合理的投資比例不超過40%。其基本的經濟學道理很簡單，我們認為最優的投資比例應該平衡今天和明天的效用，也包括當代人和下一代人以及未來若幹代人的效用。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考慮，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水平應該比現在高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經濟像今天這樣堅持如此之高的投資比例，就相當於讓這代人為下一代人作出了過高的犧牲，這明顯是不合理的。
三、出口以及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過重
中國經濟出口占GDP的比例最近幾年來一直在30%左右。
中國經濟的貿易順差也是不斷上升的，2008年貿易順差達到2954.7億美元。如此之高的貿易順差自然引來了全球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聲浪不斷升級。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我們的貿易順差的結構是非常集中的，貿易順差的大頭是美國。這一貿易順差的結構顯然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是最不合理的，因為貿易順差的第一對象是世界軍事、政治實力最強的美國，它自然會引起國際政治的直接反彈。所以與其說中國經濟的貿易依存度是中國經濟的重要表象，倒不如說中國經濟貿易順差結構的不合理是阻礙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繼續前進、不斷崛起的最重要的國際政治矛盾根源。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中國，保持如此之高的貿易依存度和貿易順差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難以持續的。從發展戰略上說，中國必須調整，走大國發展的合理道路。
經濟結構失衡的深層原因
以上在討論了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3個表象之後，我們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深層原因。我們認為，這一深層原因來源於兩個方麵：一是經濟體製改革尚不徹底，很多製度上的因素導致並加深了結構失衡的現象；二是迅速發展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發展大國，沿用傳統的小國發展戰略已經不合時宜，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必須由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戰略轉為大國戰略，即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必須調整。
一、體製改革的重任尚未完成
改革開放30年，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基本形成，思想領域、意識形態方麵的禁錮已經打破，一係列基本的市場經濟的體製和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經濟體製以及公共管理體製方麵的一些弊端仍然長期存在，尚未解決，這直接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