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一個綜合征，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應看到其本質上一方麵是公共治理有待改善，另一方麵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不可回避的不同人力資本回報存在巨大差距的結果。而這一差距在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推動下已經見頂收縮，其表象就是基層勞工工資的大幅上升。要調節收入分配機製，需實行兩大措施：一是嚴懲腐敗，規範公權力的使用；二是以減稅讓利為大方向，減免若幹企業的五險一金、改革個稅征收體製、短期內加強政府的福利性支出。同時更應避免那些瞎折騰的措施，比如以提高工資為目的推行勞動工資的集體談判，以及行政性地限製有利於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工資上升。
2010年下半年，社會各界熱議國民收入改革這一重大話題，一時間，各種各樣的政策討論、學術論戰、統計辯論不絕於耳，一些相關的政策也在醞釀之中。在筆者看來，國民收入分配調整這一重大課題，是中國經濟當前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關鍵點。但是，收入分配這一問題不同於節能減排、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麵的改革，而是一個重大的、涉及方方麵麵的綜合性改革。在這一改革進程中，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本質，出台真正的改革措施，而避免一些本質上屬於瞎折騰的政策調整。這些瞎折騰的政策調整，不僅會動搖我們過去30年以來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基礎，還會傷害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機製，事實上是對過去30年的改革開倒車，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極為不利，我們對此必須高度警惕。
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
國民收入分配是一項涉及億萬民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在中國，很少有其他改革的利益涉及麵會如此之廣。但是，越是關注麵廣的重大社會話題，我們越是要冷靜客觀地分析，抓住問題的核心本質。在筆者看來，中國在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上，麵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層麵的兩個本質性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公共治理的問題。當前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腐敗以及濫用公權力的後果，這其中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出現的管理、治理上的重要問題。本質上講，國有企業就是政府的延伸，而腐敗的核心，是政府的權力過大，並且沒有得到應有的監督。在中國經濟規模迅速膨脹的今天，同一級別的政府官員今天行使行政權力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影響，比起30年前乃至10年前，已經呈指數型上升。今天負責城市規劃、環保標準、產業政策的官員的筆尖，動輒就有上億元的投資額和資產劃過。在缺乏權力製衡、缺乏監督的大環境下，產生腐敗是不難理解的。我們應該注意到，這種腐敗帶來的分配不公對社會的傷害是最大的。所以，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第一大舉措，就是要嚴懲腐敗，加強權力的監督製衡和公開化。當然，適當提高公務員的待遇以及培養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榮譽感，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麵。
第二個本質性因素，是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不可避免地與不同人力資本的市場回報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現階段的中國，可以說處於市場經濟所能帶來的收入差距最大的發展階段。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中，一方麵有數額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其主要是來自農村的勞務工，他們的工資仍然很低；另一方麵，中國又奇缺具有國際化技能的高端人才。這一巨大反差，帶來了不同技能的人力資本之間收入回報的巨大差距，這在發達國家甚至是人類曆史上都十分罕見。比如說，一些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所麵臨的競爭是國際競爭，所需要的頂層管理人才必須能和國外的高級職業經理人競爭，而這類人在全球都是稀缺的資源，因此，從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高回報是必不可少的。這部分現代化企業隻有吸引到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級經理人才，才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經濟才能夠繼續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收入差距巨大的發展階段正在離我們遠去，其重要表現是，隨著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開始逐步乃至完全轉移出來，農民工的工資出現了比全社會平均工資快得多的上漲速度。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告訴我們，從現在開始，勞動技能差距帶來的收入差距會逐步地下降。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筆者兩年前與中信證券劉霖林博士、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紅領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呈現先下降、後上升的走勢，而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上升的階段了。
真改革：國民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