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看見盧大海雙手插兜走進涼亭來了，路燈給他投下了一個威武至極的影子。他走到近前，用堅如鋼鐵的食指在那孩子腦門上戳了幾下，用一種特有的很難模仿的口氣說話。“我們樓的孩子，”他說，“你們這些×崽子給我離遠點。”那種口氣是這樣的:上下門牙在說話時盡量不分開，語速很慢，每一個字都在牙齒間摩擦震動成渾身是刺的樣子才蹦出來，聽上去冷極了。那一刻我覺得盧大海是好人。
接著他又說:“有錢嗎?”兩個×崽子便乖乖掏出一把零錢來，還貢獻出半盒煙和一個打火機。盧大海每人賞了一個沒什麼聲音但看起來很疼的耳光，然後用很快很低的聲音說:“滾蛋!”這兩個字是這樣說的:“滾”字發音很不完整，且輕，快，一下就滑到了“蛋”字上;“蛋”的發音則極重，發自丹田，擲地有聲，說之前不知為何還要咬一下舌尖。這樣說這個詞時，仿佛他隻說了個蛋字。我整理整理衣襟，對他一豎大拇指:“真是好狗護三鄰--”話音未落，他就生氣地大叫:“滾蛋!”聲音高了十倍，我趕緊就滾蛋了。其實我話還沒說完，後麵是:好漢護三村。此時我又覺得盧大海果然還是壞人。
好人和壞人，實在很難劃一條清楚的界限。有的人做這件事時是善的，做那件事時是惡的。有時是立場問題，你覺得是善的，我覺得是惡的。有時你判斷一個人善或惡，但這種善或惡卻有瑕疵，例如一位大慈善家實際上是戀童癖，一個強奸慣犯從火場裏救了十幾個人，很難說到底誰是誰的瑕疵。如果嚐試用簡單的善或惡去定義一個人，就會陷入幼年的我所遇到的困境。而一旦接受了同一個人可善可惡這個想法，心裏就輕鬆多了，因為自己也是這種貨色。我開悟這一點相當晚--是在2008年看《撞車》的時候才想明白的。《撞車》裏有個黑人演員，實際上是個歌手，名叫盧達·克裏斯，我看的時候嗬嗬笑著心想:這哥們兒可能是盧大江盧大海他們家外國老三;就在此時，我才想起了這倆人，因為當時距離他們惹下塌天大禍已經三年了。
關於他們惹禍的傳聞中另一個出入極大的變量就是當晚他們喝的酒。有人說是喝白酒，喝了四瓶二鍋頭;有人說是喝啤酒，一個人喝了六瓶。開什麼玩笑，這些量還不夠盧大江一個人解渴的。我為了求證這件事，或者說是打著求證這件事的招牌，去找盧家的老父親聊了一次天。這老頭如今已經七十多了，耳朵不好，說話很費勁。他喜歡抽煙，還是煙袋，煙味兒非常之衝。老太太不讓在家抽，就在樓道裏抽，我們就是在樓道裏聊的。我聞了一個鍾頭的二手煙，將來我要是得了肺癌，肯定得找盧家算賬。
事發當晚，兩人喝的確實是啤酒，喝了一箱。有關一箱啤酒的事，很多街坊聊天時都歎道:“一箱啤酒對那兩個人算個屁?派出所真是太沒有見識了。”他們這麼說是因為，錄口供時，警察聽罷“一箱啤酒”，拍桌大怒:“嚴肅點!”盧大江說:“沒吹牛×，真是一箱，不信咱喝一回。”盧大海說:“就一箱而已，也值得吹牛×嗎?”這是後來兩個人分別跟老頭說過的，老頭看兩個兒子喝了半輩子酒，應該沒必要替他們吹。喝啤酒的事就是這樣的。此外，兩人都十分清醒，沒有喝多，證據是他們動手打人之前還結了賬。對這一點我非常吃驚，因為在我見過的各種大小陣仗裏，都是說兩句場麵話，或不說，就直接開打，還真沒見過有時間淡定地交錢帶找錢的。我這麼一問，老頭在台階上一磕煙袋鍋子，笑道:“你聽他們放屁哪!根本就不是在大排檔打的!”
這老爺子很愛笑，好像沒什麼煩心事，又好像煩心事太多懶得煩了，幹脆笑笑作罷。以下內容，是他一邊磕煙袋鍋子，一邊用各種方式笑著講的。
那個夏天的晚上，盧大江和盧大海在小區門口的大排檔要了一箱啤酒，也不怎麼說話，就頻頻舉杯。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開心。這世上像他們這樣親哥兒倆跑出來喝酒的實在太少了，喝酒都是跟哥們兒朋友喝，可是哥們兒朋友沒有人是對手。江湖太寂寞，兩人隻能抱團取暖。偶爾聊上一兩句，內容不外乎如此:“那天我把×××打了。”“哦，是嗎?我也一直想打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