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我們談談歐洲近代啟蒙運動的因果。
啟蒙運動，一般說來是將其看做近代文明的起源，其主要發源地是在法國，也有一部分啟蒙運動發生在英國。如上章所說，有了宗教改革，才有對理性和自由的尊重。因此，啟蒙運動是宗教革命的直接成果。不過，實際上的發展，我們還要考慮許多其他的因素。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世界和中東、近東的伊斯蘭世界長期對峙，這種狀況隔斷了歐洲和遠在東方的中國之間的接觸。可自從大航海運動開始，歐洲的海權國家紛紛經由海路遠航東方，不僅直接地接觸到遠方的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也發現了新大陸。這兩大事件，對啟蒙運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耶穌教士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們先說關於遠東的部分。蒙古帝國西征一直打到歐洲邊緣，其征服的疆域廣大，橫跨歐亞，在陸路上有萬裏的驛道，海上有繞航馬來西亞半島，經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或是波斯灣，最終進入歐洲的長程航道。我們大家都以為馬可·波羅是向西方傳達東方文明的一個重要人物，其實除馬可·波羅外，還有好幾位旅行家寫下重要的著作描述東方的情形，這些人有的是歐洲人，更多的卻是伊斯蘭世界的人。這些著作經過十字軍東征以後，也逐漸為歐洲的知識分子開啟了了解東方的窗戶。天主教會一直以為在東方有一個失落的以色列部落，也以為東方有一個號稱約翰長老[1]的神秘人物在東方建立了一個基督教的國度。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也很複雜，此處不必細述。但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時代，東方的草原上確實有一個信奉東方景教[2]的部落領袖王罕[3]。
這些依稀仿佛的印象，使天主教會中的革新力量耶穌會[4]和稍後興起的道明會[5]等宗派都向東方派遣傳教士。最長期的傳教工作，是耶穌會延續數百年不斷地派遣教士來到中國。最著名的教士當然就是利瑪竇。數百年來，這些教士們傳送回歐洲的信息，涉及眾多，內容也很深入。例如，關於景德鎮製作瓷器的技術，就有一位傳教士居住在江西十九年，將製造瓷器的工序和工場組織方式全部記錄下來，寄回歐洲。在他們的描述之下，中國的古老文明在許多方麵比歐洲的文明要優越。從政治方麵說，他們也極力推崇中國的考試製度，認為經過科舉選拔的文官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也有一定的道德修養，不是歐洲以貴族執政的政權可以比擬的。
17世紀以後，耶穌會的傳教士又傳述康熙皇帝的“聖王”特質。康熙確實很有學問，而且對於耶穌會士禮遇有加，跟從他們學習西方的數學、物理學和醫學。康熙也借重耶穌會士了解西方，例如，清代派遣專人遠訪今日的俄國，這一使節團就是由一位耶穌會士陪同西行的。耶穌會士介紹的世界知識——包括當時最好的世界地圖——是康熙了解當時世界的重要依據。康熙時代的中國，雖然許多病根已經長期隱伏，呈現於世界的卻是清代的盛世。當時的中國和歐洲比起來，無論生活質量還是社會秩序，都高出一籌。耶穌會士因此表揚中國的製度，是符合柏拉圖“理想國”[6]理念的聖王和理性的秩序。
啟蒙運動開啟了科學和自由
這些遠方的理想國，對歐洲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提示。他們認為：東方有這樣的國度，為什麼歐洲不能有同樣以聖王領導的理性秩序？於是，在公教秩序不能麵對挑戰之後，他們也尋求建立一個新的文化秩序。對於東方文物的愛好，反映於藝術，就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風景畫和圖案。在戲劇方麵，中國《趙氏孤兒》的戲劇故事被翻譯成法文，傳誦一時。中國文化裏的人文思想不同於歐洲的神權理念，中國人認為，人是一切的根本，社會的秩序是人際關係的合理格局。中國數學和自然科學表現出的相對性，以及天人之間的互依互伏，都和西方專斷的一元性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愛好，維持了大概一百多年。在18世紀以後，當歐洲文明興起時，“中國”兩個字卻完全改變了內涵，從理想國一下子跌落成貧窮和愚昧的代名詞。這種改變是後來的事，在17世紀，“中國”卻是被西方知識分子用來“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塊壘”——給歐洲知識分子帶來改變自己民族文化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