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到宗教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出現，這兩者是相關的，宗教革命將普世的公教秩序移去，恢複民族的自主，成立了主權國家。另外，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新教倫理成為了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紐帶，這一信仰使個人獲得新的自覺，也就是個人自主性。
由軍事民主發展出的政治民主
歐洲的印歐民族有長期遷移的背景，從歐亞大陸之間的原居地，經過千山萬水，終於定居在後來東歐、中歐和西歐的各地。他們在原居地的時候，已經具有騎馬的特性。這種戰鬥族群，正如草原上其他的戰鬥族群一樣，有強烈的族群歸屬感和認同感，他們顛覆了基督教的普世秩序，終於讓族人回歸到自己族群的範圍，並逐漸形成了當時的民族國家。
這些戰鬥族群，幾乎都曾經有過“軍事民主”的製度。在戰場上，戰士們必須擁戴一個最好的指揮官，團結將士，指揮作戰。因此，戰鬥部落的酋長，並不必然是世襲，一旦進入戰爭狀態，選舉的指揮官可能就取代了原來的家族酋長，領導族群作戰。過去我們認為，民主製度是在希臘的雅典等城邦出現，實際上，雅典城邦本身就是希臘民族遷徙後，從戰鬥部落轉變成為居住部落才出現的。雅典的民主製度，並不是按照理想設計而得，其實也是軍事民主的延續和演變。在歐洲中古時期後發展出來的民族國家，有些開展了民主製度，其淵源應當是由部族的軍事民主逐漸轉變而來的。
近代歐洲國家的兩種政治製度
近代歐洲的國家，剛開始的時候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個是以強有力的君主領導的國家，它們實行的是所謂的“開明專製”。例如，普魯士演變成了德國。德國從腓特烈大帝之後，經常是以強有力的中央專政，快速有效地發展國力。德國的精英分子“容克”[1]就是過去的戰士階層。在德國，他們雖然已經擔任文職官員，或是成為地方上的鄉紳，其基本特質還是武士。研究德國史的專家，常常將容克和中國的儒生士大夫相比。其實中國的縉紳主要是一些儒家的學者，他們經過科舉考試才加入文官體係（當然，在孔子時代，士本身也是從武士背景轉變出來的社會精英）。中國與德國的精英，到底還是有文武特質的差別。
另一種國家形式則以英國作為代表。英國自從亨利八世脫離了羅馬教會自己成立了英國公教會之後，其發展就走上了自己獨特的路徑。英倫三島上的民族固然也都是印歐民族，但是因為先來後到的緣故，其成分並不一致。最早到達的是凱爾特族群[2]，如愛爾蘭人；最後到達的是諾曼人[3]，即所謂的“北人”。今天英倫三島上還有威爾士、蘇格蘭、英格蘭三大族群，再加上愛爾蘭族群，至少已經有四個不同的成分。稍早的時候，盎格魯和撒克遜[4]這兩個族群，就是先來後到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相對於德國地區的日耳曼人，英國的族群成分要複雜得多。德國以原本戰鬥部落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作為基礎，上下同心合力，建立新的民族國家。像英國這種成分複雜的共同體，在海島之上，彼此無所規避，也沒法分隔，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互相容忍，彼此遷就。因此，英國發展了一套製度，實際上就是互相協調的民主製度。到了後來，英國數次從外麵迎接王儲承繼王位，而不是在國內靠族群鬥爭擁立新王。英國的國王，因為原本就是外來者，必須接受國內權力分布的現實，不能大權獨攬，隻能發展出一套“開明專製”的政體。英國的國會，其最終的功能就是在辯論中達成協議，而不是以選票來壓倒弱者。
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體製，是由這兩種基本體製互相配合而成。就拿法國來說，其國家核心是在巴黎的畿輔[5]地帶，各處的地方號為外省，都屈從於畿輔的領導。法國的王室，常常是專製的君王，其權威無人可以挑戰，例如路易十四，號為太陽王，權力極大。然而，這一個政體必須與天主教會合作，兩者之間可以說是一種“恐怖平衡”，彼此丟不開，又並不協調。中央與外省之間，也是一種動態平衡。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權經常轉移。後來的法國議會，長期以來也是眾多政黨在競爭，難得有一個真正的多數黨，經常由若幹黨聯合組成內閣，情勢一改變，政黨聯盟又會重組。法國的製度，是在協調與專製之間動蕩，可以說是英國、德國的中間形態，可是並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