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製定憲法，本來是走向君主立憲的。但是，從1789年提出的《人權宣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1791年法國憲法規定：廢除一切爵位，成立歐洲第一個共和國，全體公民都要納稅，沒有人能逃避納稅的義務。同時，凡是公民也都有投票的權利，有選擇自己政府和自己法律的權利。1791年的憲法在歐洲影響很大，此後歐洲很多新興的民主政權，都是仿照法國的憲法，撰寫他們自己的憲法。
當然，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也不是很平順的過程。大革命的暴政，實際上是以民粹的群眾暴力扭曲了憲法的理性。那一段的暴政，引起了人民對法國革命的疑懼，而終於導致拿破侖的稱帝和後來短暫的路易十八複辟。法國政治從此反反複複，經過五六次的修憲，1958年第五共和國的憲法，中間不下於九次修憲，使法國的民主政治發展，一直在巔簸的道路上進行。
以上四次大革命，尤其是荷蘭和英國的革命，革命的直接參與者與支持革命的力量顯然都是新興的城市居民，憑借著商業主義和海外貿易獲得的財力，接受了啟蒙時代的理想，完成了改變政權的巨大使命。美國革命，如上所說，乃是人類曆史上一次重要的實驗，從一片空白開始，建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合眾國。美洲革命的支持者不僅是新興的城市居民，還有移民到新大陸的開拓者，他們在一塊新土地上開墾耕耘，發展商業。歐洲母國對他們鞭長莫及，隻能讓美洲自成局麵。至於法國的革命，在許多方麵與前麵的英國和荷蘭革命有類似之處，但也有很大區別：巴黎作為中心都市，其市民對革命和憲法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外省的力量基本起不了作用，這也為法國後世政治的不安定埋下了種子。巴黎一動，全國跟著動——這也許是法國單元中心結構醞釀出來的後果。
俄、德、日：從民族主義走向軍事獨裁
除了以上述四個國家為代表的民主國家，另外還有一類是以民族主義為主軸的近代國家。其最主要的代表是俄國、德國和日本。彼得大帝（1672——1725）在17世紀時候，就為了要提升俄國的國家地位，主動進行俄國的現代化改革，學習西歐的工業、軍事和文化，希望將俄國轉變成為東歐的重要國家，在世界政治上也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彼得大帝的動機，是以俄羅斯精神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俄國改革的基調乃是民族主義。俄羅斯是帝國體製，沙皇還是有絕對的權力，他設立的議會，也不過是沙皇執行威權的工具而已。彼得大帝最關注的，乃是發展企業和建立新的海陸軍。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乃是一元的。
第二個國家是在拿破侖戰爭中出現的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王國在打敗拿破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普魯士王國改稱德國（1871年），有機會團結日耳曼民族，成為以日耳曼精神為號召的帝國。普魯士在建國的時候，是號為開明專製的國家。俾斯麥[12]建立的更是以軍權為主的極權國家。德國的教育、文化，甚至學術發展都不亞於其鄰邦法國和英國。它很快建立了新的軍隊，發展了新的企業，國力足以稱雄一時。不過，德國的社會有一批容克階層的鄉紳，是日耳曼武士的後代，可是已經變得文質彬彬，兼具文武兩方麵的特色。這些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並不完全向皇權屈服，也有自以為傲的文化傳統。許多德國的學術界人物，都來自於容克階層，其特色頗像中國的士大夫。這一民間的基層力量，雖然不足以顛覆帝權，但也是舉足輕重。因此，德國並不如俄國那樣一元，至少還有國家和社會的平衡。
第三個國家是日本，日本是19世紀迅速崛起的近代國家。明治維新期間（1868——1912），一些九州島藩主[13]的武士，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擁戴天皇，推翻了幕府的專政，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建立了近代的日本。在日本，天皇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在維新誌士的心目之中，“忠君愛國”乃是天經地義的。維新後的日本，結合政權、軍權與代表近代企業的財權三股力量，成為三合一的權力結構。日本維新以後，曾擁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也承繼了中國儒家思想的讀書人。這批新的知識分子對民主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定的信念。他們在明治維新以後，曾經努力要把日本帶上民主國家的道路，但終於在1931年，被軍人團體的權力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