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一章所說，18世紀啟動的工業革命，配合著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的資金，使得歐洲幾個主要的國家在經濟上快速地實現轉型。我們已經提起過一些工業化之後的後果，例如，工人的待遇很差。我們更需要提起的是，轉型期間，以農業生產和城市作坊為主的經濟都必須大加調整，作坊的工人以及行商坐賈的商業行為，都麵臨危機。於是，大量手工藝工人失去了職業，小商人和提供商品的農舍工業，也都不再有生存的餘地。
工業化的巨大衝擊引發了人文關懷
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工業化的進展非常迅速。新的能源--如上次所說，從煤到水力，到電器，到石油--其種類一步步地增加；生產的原料也越來越多樣化，化學工業的出現，更使本來意想不到的材料轉化成為可用的產品。
所有的這些現象，使大工廠周圍的地域發展成為大城市，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裏或城市附近。農村青壯年勞力都流向都市。歐洲的農村生產力不夠，各國必須進一步掠奪其殖民地的勞力，來供應本國的需求。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得經濟體越來越大，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物價也更加昂貴。這一次物價革命，其衝擊力不亞於16世紀白人剛剛從美洲運回大量白銀的情況，而且這一衝擊是全球性的，因為：歐洲人所占領的殖民地及國家，都必須要承受同樣的後果。以中國而論，16世紀以後，中國曾經有三百年的貿易順差，也是拜從新大陸取得的白銀所賜。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不僅是全球性的，而且影響深遠，歐洲承受的壓力尤其巨大。工業化的國家，應該勞力不足，卻居然出現許多貧而無告、沒有收入的窮人。這些無以為生的貧民，有一部分就移往美洲和澳洲這些新發現的殖民地，可是大量的窮人卻淪為都市貧民窟中的居民。貧富懸殊的現象極為嚴重：掌握資金的人，以錢生錢，成為巨萬富翁，而很多很多窮苦百姓卻是舉債度日，甚至到了無債可舉的地步。
這些社會現象，引發了有識之士的特別關注。在這個時期，有些人拿這些社會問題當做必須研討的社會現象，社會學就在這時候出現了。法國的孔德、塗爾幹都因這些危機而發展出對社會問題的研究--他們既提出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也提出怎麼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學術界的關懷。就人類知識領域而言，以前從來沒有過所謂社會學、經濟學這些學科分類，直到19世紀以後，它們才成為跟人文科學平行的學術領域。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的演變方麵。因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錢人和一些中等階層的人生活條件豐裕，生活的品味發展為豪奢與浮華。在文化課題上，也引發了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出現了許多關心文化問題的人物。比如說俄國的索羅金[1]，他開始將人類的文化演變劃分為幾個階段，指出從理想到理性，以至於到感官，日漸趨向庸俗和浮華的過程。更多的人，我們可以拿斯賓格勒[2]的曆史觀點為例，他指出：曆史變化有青年期、成長期和衰退期，頗像佛家所說的“生、老、病、死”的過程。吉本討論羅馬的衰亡，也是以長程的曆史演變來討論文化的興衰及其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在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以歐洲為主的近代文化已經出現這麼多反省和自覺。其他地區的人也感覺到了衝擊，比如說，俄國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因為眼看著經濟發展之後有了如此嚴重的貧富懸殊，社會已經分裂，他才提出回歸樸素、公平而不浪費的簡單社會。中國的有識之士，比如梁啟超先生，在《歐遊心影錄》中特別指出，歐洲正在迅速轉變。這些對於人類目前境況的關懷和對未來的考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加深入，人人都覺得是不是我們的曆史已經走到了盡頭。
社會進化論與生物進化論之關係
回到經濟問題上來說，就有一批人心存憂慮，他們為此設想出一個理想的新世界。過去，托馬斯·莫爾[3]曾經懸想過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聖西門[4]這一類人道主義者設想的烏托邦，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爭奪、人和人平等相處的新世界。馬克思等人對聖西門這一類的想法，稱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我們應該說“理想社會新世界主義”。這些人確實是提出了一個美好的新世界，但是並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走向那個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