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講的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後果，這些歐洲經濟形勢的轉變也影響到政治製度，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民主國家的出現。過去無論是君主製度的帝王還是封建係統裏的統治者，不一定是人民選擇的，國家和人民之間並沒有一定的互相歸屬感。尤其在歐洲封建製度下，領土是隨著封君個人婚姻或親屬關係的改變而改變，導致“國無常君，君無常民”。這和17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革命之後的經濟情況，是無法相比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指出：國家是一個共同體，而國家的公民是共同體的一部分，國和民共同享有這個團體的利益。
法國革命引發了全盤的國家民族化
17世紀至18世紀的時候，英國和法國的革命已經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麵——市民因自己的經濟利益而結合在一起推翻了君主，建立了民主政權。在這種民主政治的政體之下，人民和國家的共同體是一個契約的關係。在美國的建國運動中，這個契約的關係完全得到落實。在契約關係之下國與民是一體的，因為國家共同體的出現，正是為了保護這一群公民對外的發展和對內的安定。
另外一個情況：組成民族國家的這一群人有共同的回憶，他們同宗同源，或者至少相信自己是同一個種族的，而且共有一個文化傳統。這一群體，用今天的話講是“民族”。他們在帝國或是封君製度之下，無法取得自己的歸屬感，因為他們隻是屬於國家，而不是國家的共同主人。
民主製度和民族的主權國家這兩種情況的發展，在19世紀中葉就逐漸蔓延到全歐洲了。19世紀中葉，法國的革命進入第二階段，複辟的波旁王朝又被推翻。法國又趁著第一次革命的聲勢向東進展，引發了歐洲全盤的國家民族化。一次次的革命，使得許多地方的民族集團從奧匈帝國或是教廷體製之下得到了解放，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這一波建立民族國家的浪潮中，最引人矚目的個案，乃是普魯士轉變成為德國，意大利重新恢複自主的世俗政體，而捷克、匈牙利和巴爾幹半島的各個族群，紛紛建立國家，獲得自己的民族獨立。1848年的浪潮確實非常徹底，讓歐洲幾乎全部從過去的帝國體製或封君製度，解放成為民族國家。
歐洲之外，英國、法國、俄國共同努力，打敗了奧斯曼帝國的海軍，將希臘從奧斯曼帝國手上解放出來。奧斯曼伊斯蘭教帝國一步一步崩潰。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期，又經過英國、法國、德國的煽動，阿拉伯人從奧斯曼脫幅而出，尋求自立。奧斯曼逐漸瓦解，廣大的中東地區分裂為黎巴嫩、阿拉伯、伊朗、敘利亞。這些國家號稱是獨立的國家，實際上都是歐洲列強支持的半殖民地。無論如何，表麵上看來，中東地區經過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新的政治群體。
美洲亦複如此。舊日的西班牙帝國，禁不住美國的運作，有些美國移民集中的原屬西班牙帝國勢力的地方，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例如得州和加州；西班牙語係的中南美，也在美國的鼓勵之下，一個個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權。同樣在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等地，英國的移民在這些地方成立了自治的殖民地政府，這些自治政府和母國還有密切的聯係，但終於逐漸發展成自主的政體。
隻有非洲，非常可憐：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正是列強瓜分非洲的時候。每個國家都取得一片領土，並不讓地方原居族群成立自己的國家。唯一的例外是埃及和南非：埃及是英國、法國先後在這裏建立他們的勢力範圍；南非則本來是荷蘭移民建立的殖民地，經過波爾戰爭被英國強奪為自己的領土。廣大的非洲都是歐洲人強占的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