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是另外一個例子。彼得大帝改革之後，俄羅斯曾經抵抗法國拿破侖的入侵，居然不僅撐過危難，而且取得勝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俄羅斯仍然隻是東歐大國，在全歐洲沒有發展為頭等大國的空間。雖然他們屢次侵犯波蘭，總是無法越過雷池一步，所以隻能盡力往東發展。然而，俄羅斯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應該是歐洲大國。這個自我期許的傳統，也使得俄羅斯在沙皇時代，始終以一個強大的中央作為立國於列強的手段。這個集權的俄羅斯帝國，終於被列寧繼承下來，建立了高度集權的蘇維埃“帝國”。
再往東方看。日本的位置在中國的旁邊，長期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宋代以後，中國屢次改朝換代動亂之時，日本漸漸地以為，自己才是保持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地方，甚至勝過中華本身。這個自我期許，也使得日本人有一種超越的野心。明治維新使得日本很快成功地讓自己轉變成西方式的君主國家。日本的武士傳統，也輕而易舉地轉變為軍人幹政，走上武力擴張的途徑。1894年，日本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又用武力強占了朝鮮。利用中國的賠款和割地，以及占領的朝鮮和中國東北的資源，日本迅速擴充軍力，儼然成為東方大帝國。再加上軍人幹政，甚至公然殺害首相和高級文官，日本從此不求發展西方式的民主製度，而轉變成為一個軍人、資本家和官僚三合一的帝國。日本的近代史上，沒有真正的民主製度，一直要到二戰以後，在美國的扶植之下，才逐步開展西方式的民主。
上麵所說的幾個國家，都有非常的抱負，而且有決心要取得自己認為應有的國際地位，獲得大量的海外財富，提高國力，發揚國威。他們以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及歸屬感，作為主導人民的訴求和理念。它們的人民不僅能忍受，而且支持這些國家發展成為集權專製的國家。
以契約關係建立的民主國家
另一類是民主體製之下的國家。這些以人民組織成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人民和國家是一體的，因為他們認為：國家是經過他們合約的同意，才成立的一個管理單位。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不需要訴諸過去的光榮或是民族的自負，因為他們直接可以參與國家的統治和管理，不僅可以直接分享利益，也可以借國家的力量幫助自己獲得利益。這些國家——以英國、法國、美國為例，他們一樣進行海外擴張，但他們不會允許權力過度集中。
法國，從第一共和國到今天的第五共和國，一次又一次幾乎變成集權專製的政權，但又一次次回到民主。拿破侖一世、菲利浦、拿破侖二世以至於戴高樂，都是一時的強人。但在民主的傳統之下，法國終究沒有轉化為集權專製的國家。戴高樂的經曆值得注意：這個自負而又有複國功勳的領袖，在其權力的巔峰被趕下台，而第二次當政時，他能夠從國家的重大危機中重新組織法國。
在英國——從克倫威爾到丘吉爾——也常見強人，然而英國從來不讓這些強人長久把持國家的政權，也不讓他們的權威轉變成為傳統，更不要說演變成為製度。以二戰時期的丘吉爾為例：丘吉爾在危難之中領導英國抵抗德國，終於轉危為安，甚至轉敗為勝。正在勝利的時刻，英國老百姓用選票讓丘吉爾下台。美國亦複如此，在開國時候，華盛頓沒有成為皇帝式的總統。雖然美國總統的權威非常大，但曆來的總統沒有一個敢獨占權力。林肯打完南北戰爭，居然被刺；羅斯福總統建立不世的功勳，而且破例連任四屆，也不可能變成獨裁。
凡此情形無不說明：民主國家有一個防範強人的體製。最要緊處在於這些國家都有權力互相製衡的製度：立法權和行政權絕對不可以屬於同一個人；而獨立的司法權，一定可以在憲法或法律範圍之內，平衡立法權和行政權的衝突，也製止強人政治出現。當然，國家的權力究竟應該多大？人民能夠忍受多少國家控製？另一方麵，人民需要多大程度的國家幹預？需要多少國家的力量，以維持國家安全？這些，都是政治學至今無法解決的難題。自由主義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糾纏，始終無法得到完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