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優雅
姥姥祖籍江蘇鬆江，在上海長大，1947年隨姥爺遷居北京。
我沒有見過姥爺，隻能從姥姥片段的回憶和家裏的老相冊裏依稀知道他的模樣。姥爺曾是國民黨南京軍區高層，學文出身，在共和國建國之前，已經預測到1949年的勝負結果，早早向蔣介石辭官，帶著老婆孩子搬到北京一個四合院裏，希望從此隱姓埋名，和一家老小過安定幸福的小日子。
然而姥爺期待的小日子並沒有過上幾年，共和國的運動就開始了。姥爺在“肅反”中被揪出來，鋃鐺入獄。姥爺被帶走的時候，家裏幫忙的人一哄而散，隻剩下剛滿三十歲的姥姥和五個孩子--最小的剛過百天、最大的九歲，還有跟著家裏很多年怎麼勸也不肯走的老阿姨馮大媽。再後來，就是抄家，家裏所有的值錢東西都被搶走，一夜之間，一貧如洗。
媽媽說，她還依稀記得家裏最後的風光是為剛出生的舅舅擺的滿月酒。小院裏大擺宴席，賓客盈門，送的禮物多到貯藏室都放不下。那時的姥姥，不僅年輕貌美，還曾經是上海女校的校花，肚子裏有墨水，我想即使不夠風華絕代，也是那個時候的天之驕女吧。
然而，歲月無常。一個三十歲的“天之驕女”，丈夫在監獄，五個兒女嗷嗷待哺，等待她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建國後百廢待興，街道成立小學，正缺女教師，有墨水的姥姥有機會當了一名女教師，終於有份微薄的收入勉強能讓五個孩子吃飽。姥姥白天去教書，老阿姨幫著照看五個娃娃。媽媽是五個孩子中的老大，她最深刻的童年記憶之一，是每逢月底，家裏再沒有一分錢可以買米，姥姥就寫一張借錢的紙條--那借條是姥姥用家裏唯一一支鋼筆寫的，一手漂亮小楷字--讓媽媽帶上借條去鄰居家借錢，哪怕借到能買一斤米的錢都好。借到錢就歡天喜地和馮大媽出去買米，晚飯就有米粥上桌。到了月初，姥姥發了工資，再趕緊差媽媽將錢還給鄰居。那時小學的學費是每個學期二塊五，家裏上學的孩子，每個學期的學費都要分五個月才能交齊。
（馮大媽一直跟著家裏，在最困難的那些年裏不拿一分錢報酬，是家裏的頂梁柱。姥姥的五個子女--我的媽媽、小姨還有三個舅舅，成家後都輪流接老阿姨到自己家裏住，幫她換假牙、做棉衣、陪她去看病，為她養老送終，老人活了100歲。我還記得小時候，這位慈祥的小腳“馮奶奶”經常來家裏小住，來了就給我和妹妹做野菜包子和各種手工小麵食，還把家裏棉被裏裏外外都換了新。無論是老阿姨，還是姥姥一家人，他們彼此的相依相靠和不離不棄，讓我從很小的年紀就懂得不勢利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而感恩是人世間最基本的道理。）
等到我會走路、每個周末被爸爸扛在肩上去看姥姥的時候，姥姥家的四合院已變成了大雜院，四分之三的房子被別家居住，姥姥帶著舅舅小姨們蝸居在院裏一角。姥爺已經去世，姥姥沒有再嫁。我長大後想，即使姥姥當年美貌如花風姿綽約，但一個前敵黨軍官的遺孀，還帶著這麼小的五個拖油瓶，出身不好生活負擔又重，在那個時代怕是沒有人敢娶吧……
從小，我不僅非常愛姥姥，而且迷戀和崇拜姥姥。上文那些悲涼往事，其實是在成年之後聽姥姥和媽媽斷斷續續講的。第一次聽到時我驚得目瞪口呆，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姥姥從沒有哭天喊地地悲傷過，沒有因由富到窮抱怨過，沒有蓬頭垢麵的邋遢，她一直都是那麼美麗、精致和從容。
姥姥每天回家，洗手洗臉後，要先換一套碎花長衣長褲，才開始做家務。我問姥姥：為什麼回家要換衣服？姥姥說：在家要穿家居服，出門要穿出門的衣服。我當時想，洋氣死了，居然還有一種衣服叫“家居服”！那時全中國上下人們隻穿幾種顏色幾個款式的衣服，姥姥穿的跟別人家的姥姥很不一樣，即使是一件那個年代的“製服”--灰色薄呢列寧裝，姥姥也會把它改得有腰身有細節才上身穿。
姥姥身上唯一的“配飾”就是幾個普通的黑發卡。她總是能把那幾隻再普通不過的黑發卡變出很多花樣來，或者兩隻發卡擰成一個十字別在頭發上，要麼別一排就像舊時女子的盤頭，很有味道。有一次她摘了一朵院子裏新開的小花，用發卡別在衣服上就成了一個鮮花胸針，看得當時還是小女孩的我眼睛都直了。
姥姥每天將頭發梳得整齊光亮，比媽媽的頭發還光亮。姥姥說，做女人就要幹淨利索，不能囫圇著就出門。“文革”時，學校都不上課了，姥姥被批鬥，被安排掃廁所，被勒令沒玩沒了地寫檢查。我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姥姥那句落地有聲的話深刻存封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他們就是要我天天去掃廁所，我也要穿得幹幹淨淨、頭發整齊地去掃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