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孤獨地行走在異國的天空下。
1969年7月，柏克萊(Berkeley)的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持人陳世驤教授深知張愛玲的才華，邀請她擔任該中心高級研究員的職位。於是，愛玲從波士頓搬來了柏克萊，從此開始了她晚年在加州26年的漫長歲月。
然而，愛玲在柏克萊的日子並不是很舒心的。在工作方麵，她的任務是對中國共產黨專用詞彙的研究。然而，這對於擅長創作的愛玲而言，不禁有些勉為其難。並且偏偏在1970年這方麵沒有提出很多的新術語，所以張愛玲提交的工作報告裏所集的字彙很少，這不免讓陳世驤先生感到極大失望。在生活方麵，由於柏克萊的天氣比較濕冷，愛玲也覺得有許多不適應。在給朋友的信中，她不時地提到感冒、積食不消化、眼鏡找不到、皮膚病、搬家、書籍丟失、胃受了寒氣等瑣細的煩惱。
可是，在與美國一洋之隔的台灣，卻在短時間裏掀起了“張愛玲熱”。其實這是一個早該出現，卻一直沒有出現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張愛玲的作品。1966年4月，《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後，張愛玲的其他著作《秧歌》、《流言》《張愛玲小說集》、《半生緣》也在1968年前後由皇冠出版社重印。事情真是非常湊巧，“皇冠”的老板平鑫濤竟是當年中央書局平襟亞的侄子。1944年，愛玲沒有同意讓中央書局來出版她的文集，想不到，20年後，還是由平家的人來出版她的作品。張愛玲作品的問世，吸引了大量的讀者，洛陽紙貴，風行一時。平鑫濤的妻子，著名作家瓊瑤女士就稱愛玲是她寫作上的“老師”。其實，愛玲作品的再度風行，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是因為她的作品確實是一流的。盡管在美國的寫作境況不佳，愛玲仍是對她的作品抱有信心，堅信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好的作品總是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的。其次是當時台灣的局勢所致，國民黨政府禁止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左翼文學。那麼，這一段時間在出版上幾乎成了真空。所以，作為20世紀4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的張愛玲的作品一出現，自然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這段時期，愛玲的創作勢頭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說《北地胭脂》由英國的凱塞爾(Cassell)出版社出版。然而，銷路並不好，一些評論也不是很友好。愛玲不禁對自己曾經雄心勃勃的英文寫作失去了信心，後來，她將這本書譯成中文，名為《怨女》。
與《怨女》一書的遭遇相比，從《十八春》刪改成《半生緣》是相對成功而輕鬆的。其中一個最為主要的改動便是讓世鈞與曼楨、叔惠與翠芝重逢，留給讀者一個對世事人生產生無限感懷的背影。
曼楨道：“世鈞。”她的聲音也在顫抖。世鈞沒做聲，等著她說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沒法開口。曼楨半晌方道：“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他知道這是真話，聽見了也還是一樣震動。她的頭已經在他肩膀上。他抱著她。
也許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錯誤與因緣連綴而成。在時光之旅的長河中，錯過了一站，就永遠都回不來了。在長長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時光。其實，這一聲意味深長的“回不去了”，又何嚐不是愛玲的心聲呢？！
在陳世驤先生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裏，張愛玲的作息時間是與眾不同時，她總是在下午四五點鍾才來到辦公室，一直工作到午夜。她也不參加什麼社交活動。因此，同事們都難得見她一麵。愛玲變得越來越深居簡出了。
大隱隱於市，愛玲對水晶先生的一次長時間訪談可謂是一次例外。水晶先生後來把這段彌足珍貴的經曆寫成詳細的文章，刊載於台灣的《中國時報》。水晶是一位愛玲作品的熱衷者與愛好者，並且寫下了一係列關於張氏作品的評論。他於1973年出版的《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被譽為是這一體裁中最好的一本。
通過水晶細致的筆觸，我們看到當時愛玲的房間是這樣的：
她的起居室猶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麵一排滿地玻璃長窗。她起身拉開白紗幔，參天的法國梧桐，在路燈下，便隨著扶搖的新綠，耀眼而來。
遠處，眺望得到舊金山的整幅夜景。隔著蒼茫的金山灣海山，急遽變動的燈火，像《金鎖記》裏的句子：“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
愛玲當時的形象是這樣的：
她當然很瘦--這瘦很多人寫過，尤其瘦的是兩條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詩來形容，是“清暉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統統流進她稿紙的格子裏去了。她的臉龐卻很大，保持了胡蘭成所寫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滿溢著顫抖的靈魂，像是《魂歸離恨天》的作者愛彌麗·勃朗蒂”--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揚著臉，穿著高領圈青蓮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發上，逸興遄飛，笑容可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