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發是“五鳳翻飛”式的，像是雪萊《西風歌》裏，迎著天籟怒張著黑發的Meanad女神。
我們應當羨慕水晶先生的。在那個晚上，他們交談了整整七個小時。其間，談到了許多作品，如《半生緣》、《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傾城之戀》、《第一爐香》、《金瓶梅》等。談到五四以來的作家，張愛玲說非常喜歡閱讀沈從文的作品，當然還有張恨水。她還談到了一些台灣作家，她認為台灣作家聚會太多，是不好的。作家還是分散一點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礙。
水晶是這樣形容席間張愛玲的笑聲的：
她的笑聲聽來有點膩搭搭，發癡嘀嗒，是十歲左右小女孩的那種笑聲，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
水晶先生形容愛玲有一個絕妙的比喻：“我想張愛玲很像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飛便藏到柳蔭深處。”可是，躲在深處的張愛玲卻是經常“一鳴驚人”的。我們都躲不過那“震得人發聾”的巨大的聲響。雖然，我們常常辨不清這聲音源自何方？
1971年5月，陳世驤先生病故。一個月後，張愛玲也被解聘了。不過對於愛玲而言，也許是因禍得福。她一向就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受約束。最為重要的是，她當時已從皇冠出版社那兒有了較穩定的收入。由於她知名度的提高，偶爾在港台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較高的報酬。經過多年的奮鬥，愛玲終於等到了可以“隨心所欲”的這一天。她把居住的地點選擇在了洛杉磯。
愛玲請了莊信正先生幫她尋找合適的住處。莊先生是愛玲1966年去印第安納大學參加中西文學關係研討會上認識的。莊先生那時是該大學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紅樓夢》的。他與愛玲一談之下，就覺得很合得來。因此，愛玲對莊是很信任的，而且敢於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給他。莊信正幫愛玲找到的一處公寓是在好萊塢區。據莊的太太楊榮華回憶：“印象中這座公寓像沒落的大戶人家，有間會客室，裏麵有絲絨沙發、厚的地毯、落地窗簾，不難想象出當年的豪華氣派，可惜早已殘舊了。”也許，這種布局也比較適合於張愛玲彼時的心境。在搬來的當天，愛玲為了避免以後受幹擾，就對女管理員說：“我不會說英文。”對莊信正夫婦，她也含蓄地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裏。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不久，她寫信告訴莊信正夫婦電話號碼，不過聲明是不接電話的。不僅如此，莊信正夫婦還幫愛玲擋了不少的來訪者。（這段經曆根據莊信正夫人楊榮華“我幫張愛玲搬家”，《永遠的張愛玲》）
直到1974年的6月底，莊信正夫婦準備離開洛杉磯搬到中西部印第安納州，莊信正就寫信告訴了愛玲。在某一天的晚上，他接到了愛玲的電話，約他們幾天後的晚上8點去她那兒，並且要帶著相簿。
楊榮華女士是這樣描寫張愛玲的居室的：
在幾隻二百瓦燭光的燈泡照耀下，張愛玲的房間亮如白晝。她讓我們坐在客廳小桌旁的兩張木椅上，然後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她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的客廳裏，除了和我們同一牌子的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不見書架。注意到我新戴的眼鏡，她很關心，說是戴了眼鏡讓人看起來感覺有距離。因此，我一麵努力用湯匙吃那滿滿一碗杏仁奶油冰淇淋，一麵不著痕跡地摘下眼鏡收了起來。這使她很高興。
隨後，莊信正夫婦翻開影集。愛玲極有興味地聽他們一頁頁解說。也許，愛玲對相冊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她喜愛這種瞬間凝固下來的永恒的藝術。對一個女人而言，歲月的流逝也許會在她的臉上刻下難以磨滅的痕跡，但是，凝固在照片裏的微笑會永遠動人而年輕。
聽完莊信正他們的故事。愛玲取出自己厚厚的破舊的脫了線的相簿。那裏麵有她年幼時的家庭照，占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另外她收藏了極多她母親與姑姑遊歐的照片，單人的，和多位朋友合影的。著名的外交官劉鍇就是合照中的朋友之一，張愛玲稱他劉“階”，不像別人常常說的“楷”。
相冊在一頁頁地翻下去，在那些重疊著古中國記憶的影像間，他們都有一種“神遊故園”的恍惚感。亦真亦幻，似夢非夢，愛玲仿佛拾回了往昔的腳印，重走了一遍人生……
這一張照片是小時候和弟弟在天津的法國公園裏拍的。這讓她回想起童年。從她記事起，祖上的榮光早已零落。她依稀記起天津故家的舊宅院，那朱紅色的古典的大門，那雕梁畫棟的亭台樓閣，當然還有那一個長滿青青綠草的秋千院落。那些個寂寞的午後，她常常一個人坐在秋千上蕩啊，蕩啊，整個童年時光，愛玲印象最深的便是父母一陣爭吵後，父親躺在煙榻上嫋嫋升起的煙圈和母親含恨遠遊歐洲時默默離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