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門之東，文淵閣。
此時內閣大臣已有五人，分別是首輔謝遷，次輔蔣冕，內閣大學士毛紀、費宏、袁宗皋三人。
此時內閣的地位劃分遠遠沒有夏言、嚴嵩**時的那麼清晰，除首輔謝遷外，其餘四人的職權相差無幾。
得益於朱厚熜體恤眾位閣臣年邁多病，特意命人提前改建修繕了文淵閣，謝遷等人才有一個自的專屬值房處理政務，不必像以往一樣，大熱天的一眾內閣大臣還擠在一個房間內辦公。
朱厚熜之所以能每天悠哉悠哉地日講學習，倚靠的便是這五位內閣大臣替他瀏覽奏章並草擬好處理意見，即是內閣所謂的“票擬批答”，他隻負責簽字蓋章即可。
大明的朝政處理模式可以說是儒家“君逸臣勞”的理想模式了，而這一切都源於太宗建立的內閣票擬製度。
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後，再交由內閣，內閣負責草擬出處理意見，以墨筆寫於票簽上，再由司禮監送給皇帝批準。
從整個運轉模式而言，不難看出值得重視的地方無非就三處，一處為司禮監，一處為內閣，一處為皇帝。
內閣自不必多言，雖然隻有票擬權，但全國政務皆出自其手，很多時候內閣草擬的意見便是最終的處理結果。如同即位之初的朱厚熜，詔命不過內閣，他僅僅隻有一個在奏章上簽字蓋章的權力。
直到朱厚熜著書立言成功，成為聖天子後，才勉強擁有了決策權，不至於被徹底架空。
內閣權力的大小，以及內閣地位的高低便集中體現在其票擬批答被采納的程度上，而無疑此時內閣的權力已臻至頂峰，這也是朱厚一直想要重塑朝堂的根本原因！
做好你們的“工具人”就行了，為什麼要威脅到一個帝王的地位，甚至想要架空皇權呢？
君權和相權這一對自春秋戰國傳而至今的“冤家對頭”，從產生摩擦、衝突，甚至到最後的對立，曆朝曆代並不少見。
宰相起初是帝王設立以輔助自己處理政務的“助手”，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助手”的權勢逐漸膨脹，掌握了議政權、行政權和決策權，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甚至不乏野心勃勃之輩不願僅僅作為一個“助手”！
這便是相權與皇權矛盾逐漸加深的根本原因，手握三權的宰相已經能威脅甚至挑戰帝王的至尊之位！
而太祖朱元璋立國後，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宰相胡惟庸盲目自大，擅權**，以至於太祖在誅滅了他全族後，還順便徹底廢除了傳承千年的丞相製度。
但緊隨其後，應運而生的便是內閣製度，畢竟帝王不是機器人，即便勵精圖治如太祖，在廢除丞相製度後，每天都需要處理政務到深夜，何苦來哉！
而同樣英明神武的太宗朱棣就沒有他老爹那麼勤勉了，他更喜歡的是禦駕親征，北擊蒙元，試圖徹底消滅大明北境的隱患，通過開疆拓土來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正名，於是便設立了內閣。
但太宗也並非想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朝堂隱患，他隻將議政權分給了內閣，決策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行政權則權分六部，分別交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而司禮監則又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構，因為它起著溝通皇帝與內閣的作用！
而且皇帝在最終批閱的時候，僅僅隻會批寫少數幾本最為重要的奏折，其餘大多數的“批紅”均是由司禮監掌印太監代筆完成的！
甚至多位幼帝踐祚之後，其意誌大多為司禮監輕易左右，造成實際決策之人反而成了司禮監的掌印太監！
這也就是為何終大明一朝宦官之禍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司禮監利用代皇帝“批紅”這一機會，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甚至幹預朝堂的決策，如英宗之王振，憲宗之汪直，武宗之劉瑾，萬曆之馮保等。
恐怕太宗設立內閣之初，從未想過最後竟然造成了議政權和行政權均歸內閣，決策權歸屬宦官的荒唐局麵。
以至於大明中晚期發展成為內廷與外廷交相佐政的朝堂體製，外廷有內閣，內廷則有司禮監；外廷有三法司，內廷則有東廠和錦衣衛。
因文臣入閣後被時人稱為相，而司禮監掌印太監則被稱為“內相”，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萬曆皇帝的“大伴”馮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