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出生，與希臘戲劇的形成，幾乎同時。
在此之前，中國和歐洲都有著以如火似熾的祭祀禮儀、巫術歌舞為主要內容的文化背景。茫茫千裏之間，處於大致近似的文明起點上。兩方當時也同處於奴隸製社會，但是，在這個基本一致的社會性質之內，兩方所處的發展階段並不相同。
在孔子出生的時代，希臘的氏族製度已經消逝，奴隸主民主製已經建立；而在中國，孔子給自己規定的使命便是重整氏族製度的秩序。祭祀禮儀巫術歌舞產生於原始社會，在氏族社會中又有新的發展，與氏族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為如此，推翻了氏族貴族的希臘奴隸主民主派必然要用自己的觀念和利益來重新處理祭祀禮儀、巫術歌舞，而希望扶持氏族製度的孔子當然對此就會采取相反的態度。
簡言之，奴隸製社會中的兩派——民主派的代表和貴族派的代表，要從不同的方向來引伸祭祀禮儀、巫術歌舞了。好在祭祀禮儀、巫術歌舞本身也具備向兩方麵伸發的可能。民主派抉發了其中的藝術質素，並把它們浩浩蕩蕩地鋪排開來，濃濃烈烈地集中起來；貴族派則強化了其中維係往昔年代的社會秩序的成分，使之在一片愉悅的氣氛中成為人們自願恪守的規範。
公元前五六〇年，僭主庇西士特拉妥把農村中的祭祀禮儀的一種——酒神祭典搬到了雅典城裏，並規定加演一種與傳統禮儀活動很不一樣的節目，幾經演革，形成完整的戲劇形式。顯然，希臘戲劇形成不應完全歸因於一次地域性的搬動，或一個統治者的命令。由於生產的發展和較進步的民主製度的建立，希臘人的整體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雖然還在繼續參加宗教性的禮儀活動，但以往那種崇拜、乞求自然諸神，虔誠匍匐在它們腳下的社會心理已經大大舒緩，甚至溶化，他們開始希望比較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比較係統地認識自己的命運和生活。這樣，宗教性的禮儀活動就框範不住他們了，而其中原先就包含著的戲劇美的零碎因素則凝聚起來，快速地餾化為戲劇。比之於希臘此前已出現過的史詩，戲劇對主觀世界的抒發和挖掘更加深刻；比之於也已出現過的抒情詩，戲劇對客觀世界的描摹和理解更加完整。一開始，希臘民主派為了戰勝土地貴族，不惜以暴君作為自己的代表，後來暴君也推翻了，民主氣氛更為濃鬱，戲劇的發展也日趨完善。喬治·湯姆遜說：“雅典的戲劇是民主革命的產物。”此言信然。人類，跨入了一個空前的審美大典。
就在希臘的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裏的九年之後，孔子誕生在遙遠的中國。孔子無疑是偉大的，他是整個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最重要的奠基者，本身又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藝術家。然而，在當時社會大變動時期，他的基本立場，是維護氏族製度，是偏向於保守的。
與希臘民主派把祭祀禮儀進行大幅度的改造、全麵地引上戲劇之途不同，孔子努力維護由巫術禮儀發展而來的“周禮”，他對這種禮儀也有所改造，那主要是在“禮崩樂壞”的局麵下，以“仁”釋禮，盡力把“禮”闡揚得親切簡明，合乎人情人性，人人皆能躬行。這樣一來，禮儀不僅沒有蛻脫成戲劇藝術，而且還被充益擴張，滲透到整體生活之中。禮儀中本來所包含著的審美意義還在不在呢？還在，並且也隨著禮儀的擴張滲透，與整體生活發生了聯係。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禮儀中所包含著的戲劇美的因素，也由此散落到生活中去了。因此，不妨說，孔子所倡導的禮儀化的生活，實際上也就是審美化的生活，閃爍著戲劇美的因素的生活。這種廣泛流散，直接影響了戲劇美的凝聚，延緩了中國戲劇的正式形成。
一言以概之，生活的“泛戲劇化”，反而造成戲劇本身的姍姍來遲。
中國古代禮儀的繁文縟節，是現代人很難想象的。在這種禮儀中，分明包含著不少藝術性、戲劇性搬演的因子。古代禮儀文獻，並沒有把孔子所歆慕的周禮細節全部流傳下來，我們隻知，舉凡社會生活的各個關節之處，如冠、婚、喪、朝覲聘問、鄉飲酒、鄉射、士相見等等，都有特定的禮儀。這種禮儀又是那樣的周詳嚴整，在一定的場合，必須有一定的禮器陳設和服飾穿著，主賓之間行禮撙節，或升或降，都井然有序，所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半點苟且不得。與此同時，還要伴以規定的音樂、詩歌節目，在什麼時刻用什麼樂器，歌何樣詞章，都有成例。這些禮儀，又有明確的等級區分，諸侯、卿、大夫、士，所行之禮各各有別。
我們可以舉一種最民間化、最簡單的禮儀——“鄉飲酒”的一個片斷，借以窺取禮儀的大致情況。“鄉飲酒”是鄉民為了“尊賢能、明長幼”而普遍設置的生活性禮儀，其規格當然要比上層社會的禮儀簡單多了，但僅僅是這種禮儀的開始部分，竟也這樣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