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諷諫駁詰，是以邏輯
的途徑，達到政治
和倫理
的目的，其間並不包含太多審美的成分。這類故事能給人快感，能“娛人”，主要是由於其中所閃爍的機智
的光芒，而不是戲劇美的光芒。因此，對於優的這類活動，不宜過分地與戲劇拉線搭橋。優能歌善舞，說他們是歌舞演員則可，說他們是最早的戲劇演員則不妥。他們在宮殿上的這些聰慧言詞，隻表示歌舞演員對於政治事務的幹預，而不是歌舞演員對於戲劇藝術的進入。他們遠引曲譬，欲抑先揚，是不得已而為之，隻表明他們政治地位的低下，而不表明他們已開始在“演戲”。
隻有優孟扮演孫叔敖的一則，具備了戲劇美的色素。楚相孫叔敖死後家窮，優孟得知，“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優孟把一個已死的孫叔敖扮得維妙維肖，去見楚莊王，楚莊王大驚，以為複生，欲以為相，優孟說要回家與婦商計，三日後假冒婦言對楚王說，楚相不足為，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廉治，使楚大振，“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莊王聽懂了他的話，也窺破了他的裝扮，立即對孫叔敖之子封贈“寢丘四百戶”，並感謝了優孟。
這件事的歸宿，仍是政治的、倫理的，但達到這一歸宿的途徑，卻不是邏輯的；而是帶有戲劇扮演的性質。優孟的這場扮演，用力不少，規模也不小，不僅練習了一年多，而且在進入現場表演後也延續了好幾天的時間。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呢？恐怕他是權衡過這次諷諫的力度的。如果僅僅就孫叔敖之子的生活待遇問題直諫楚莊王，舊部遺眷，客走茶涼，很不容易說動楚莊王，說動了也隻能略灑幾滴餘瀝，於事無補。因此他要讓楚莊王再見一見“孫叔敖”，在四目相對之中重新體驗一下這位“中興大臣”的赫赫大功，在活生生的形象前重新激起思念的焦渴。這就不能不求助於戲劇性的扮演了。
扮演，是優孟邏輯辯難的補充和升格。他在懷疑自己的邏輯力量是否能解決問題的時候，便以扮演來觸發楚莊王的感性感受
，讓楚莊王進入一種“恍見故人”的幻覺之中。這樣，他就在邏輯力量之外，向審美力量求援了，向戲劇美求援了。
但是，總的說來，戲劇美在這件事上隻是援助
了邏輯性諷諫，自己並沒有充分實現，充分實現的隻是邏輯性諷諫，隻是政治和倫理的成果。
為了達到審美的成果，可以動用邏輯的因素作為手段；為達到了邏輯的成果，也可以動用審美的因素作為手段。優孟裝扮孫叔敖一事，屬於後者。因此，即使這件事，我們也隻能說優孟是以演戲的方式在從政
，而不能說他是借用政治舞台在演戲
。
從這件事，可以進一步看清戲劇美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散落的情況。不妨作這樣一個設想：優孟若借孫叔敖身前身後榮枯之事搬演成一出短劇，哪怕是再簡陋的搬演，也是以戲為歸向的，那正是戲劇美凝聚之途，正是戲劇行將堂而皇之問世的朕兆；而現在，優盂所要成全的，不是戲，而是孫叔敖兒子的生活，因而哪怕是再精妙的扮演，也是以政治秩序為歸向的，戲劇美不僅凝聚不起來，反而被現實的功利需要耗損了。
戲劇美不僅因形式上的被借用而耗損，還因內容上的滿足而消弭。優孟的扮演，不僅歸向於政治性的實利，而且歸向於一種完滿化的實利，因而其扮演活動的思想主旨是與戲劇性相違逆的。孫叔敖身前功高、身後淒涼，構成強烈對比，倘若優孟扮演孫叔敖“複活”是來強化這種對比的，本可成為戲劇的題材，產生戲劇的效果。但現在孫叔敖的“複活”，完全是用來緩解和調和這種對比的，是用來鈍化和軟化這種衝突的，於是，戲劇化的手法所達到的，是非戲劇的效果。優孟也好，其他優人也好，諷諫中盡管也會包藏著刺耳之語，而總的說來都以“溫柔敦厚”為主調，以在更大的見識範疇內成全統治者為目的的，因此他們總能見容於較有目光的統治者。
我們固然應該承認“衣冠優孟”所包含的戲劇性因素，但也應正視，“衣冠優孟”的故事並不意味著戲劇藝術的逼近，而隻能預示著戲劇的成熟還相隔遙遙。把優的活動看得與戲劇十分接近，理由是不夠充分的。司馬遷在講了幾則優的故事後評論道：“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意思是說，優人們以其低下的地位，扮唱呼籲一番，便立即產生了切實的政治效果，這不也挺偉大的嗎？是的，在當時的中國，政治性、倫理性的實利籠罩著一切，緩解、調和的格調主宰著社會，一時還缺少戲劇之花競相怒放的氣候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