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人的犧牲，換來了真正的趙氏孤兒的安全。二十年後，程嬰告訴了他這一切，他就把複仇的烈火噴向了血債累累的屠岸賈。
《趙氏孤兒》的作者是大都人紀君祥。他的情況，我們很不清楚，但從這個劇本看，他至少是一個敢作敢為、勇於裁斷的藝術家。他對於曆史劇的創作觀念，較少拘謹，較多自由。他不是在以戲劇形式再現曆史，而是憑借著曆史材料在進行著自己的藝術創造。即便是不太細心的讀者也不難指出。《趙氏孤兒》所表現的那一個曆史事件，與《左傳》、《國語》、《史記》的記載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徑庭的。紀君祥是不是憑借著另一種史料呢？不是。他憑借著元代的社會客觀現實和社會精神需求，憑借著自己的創作個性，對史料進行了大幅度的取舍和改造。結果，在他筆下出現的，雖然還是春秋故事，卻又是地地道道的元代的《趙氏孤兒》，紀君祥的《趙氏孤兒》。
象一切成功的曆史劇一樣，《趙氏孤兒》給人印象最強烈的處所倒是它突破史料的地方。從善的一方麵論，如程嬰把自己的獨生兒子替上，並親眼看到屠岸賈把他剁為三段的情節，在戲裏至關重要，然而是虛構的；連屠岸賈親自派出的守將都歸向於善，不惜殺身成仁的情節，對於表現善的力度和廣度自然也是精彩的，然而這也隻是作者的一種設計。就惡的方麵論，屠岸賈故意構陷賢良的趙盾，為搜孤不惜殺盡全國嬰兒等令人發指的內容，同樣是藝術創造的產物。采取這些措施，藝術效果是明顯的，至少使得這出戲強烈而集中，產生一種極其濃鬱的悲壯感。但是，這種藝術效果又是通向什麼社會心理效果的呢？紀君祥寫出這麼一出引淚、燙手的劇本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就象馬致遠把一個“漢”字寫在《漢宮秋》劇名的首位一樣，紀君祥把一個“趙”字寫在《趙氏孤兒》的首位，也是別有深意的。
趙，乃是剛剛滅亡了的宋代皇家宗室的姓氏！
劇中公孫杵臼唱道：“憑著趙家枝葉千年勇，扶立晉室山河百二雄”。這裏當然有著不是少數人才能聽出的弦外之音。反元複宋，把大宋的餘澤長期保存，百死不辭地爭取和等待複仇的那一天，這在《趙氏孤兒》中是一種呼之欲出的意蘊。
在黑暗的年代，曆史劇采用這樣的借喻和影射，並不奇怪。事情的難點隻在於，一要使這種急迫的現實需求具備充分的曆史依據，即象劇中設計的這樣的事件，在春秋時代完全有可能發生，劇中所流溢出來的壯烈情懷，在春秋時代確實存在；二要使這種以曆史麵貌出現的故事，在現實的觀眾群中立即能點起理解的烈火，而不應讓作者的真實意向被曆史的衣履包裹得過緊過密，以至使台下的廣大觀眾無法輕捷地領悟。《趙氏孤兒》在這兩方麵都是出色的，乍一看它完全是在敘說春秋舊事，追尋祖先雄魂，但是當它一旦出現在元代的藝術舞台和生活舞台上，當“趙家枝葉”、“趙家山河”之類的詞語不斷從演員口中吐出，當眾多的角色為了在血腥氣中保存趙氏根苗而前仆後繼的情節活生生地展現在觀眾眼前，不難設想，那些由趙宋王朝生活過來的觀眾會是如何地熱血沸騰。這當然不僅僅是詞語上的聯想，而是戲劇和觀眾在現實感受上的逼近以至融合，其實，在趙宋王朝尚未最後滅亡的時候，趙氏孤兒的曆史事件已經在許多具有民族氣節的誌士仁人的心目中產生了強烈感應。例如文天祥就在詩中寫道：“夜讀程嬰存趙
事，一回惆悵一沾巾。”（《無錫》）“程嬰存趙
真公誌，賴有忠良壯此行。”（《使北》），從這樣的詩句看，不必諱言，在宋元之交，趙氏孤兒的故事已成了一種全社會心照不宣的共同政治隱語，而文天祥本人最後的凜然壯舉，顯然也受了這個故事的深刻影響，受了程嬰形象的默默滋養。
既然文天祥以“程嬰存趙”為榜樣而未能延續趙宋王朝的命運，那麼，曾幾何時，紀君祥在元代戲劇舞台上重現“程嬰存趙”的故事，不正是對文天祥的一種繼承麼？“留取丹心照汗青”，曆史劇的奧秘，就在於留取曆史上的丹心，照亮並鼓舞現實生活中的抗爭。一個“趙”字，抑或一個“漢”字，隻是一種外在的點撥，一種過渡的扶杖，它們的職能，在於引導著人們去領受內在的、貫通古今的曆史精神。
曆史劇在以一種內在精神貫通古今的時候，究竟是重古還是重今呢？一般說，在外在形貌上重古，在內在精神上重今。質言之，《趙氏孤兒》與其說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時代，不如說更真實地反映了元代。當然，這是一種曲折的反映，一種以戲劇家強烈的主觀情緒為中介的反映。為什麼《趙氏孤兒》要讓誌士仁人們流那麼多的鮮血，作出那麼大的犧牲？這完全是因為，紀君祥所目睹的元代社會現實太黑暗了，他心中積鬱的忿恨太深重了，他知道要與如此黑暗的世道較量，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可怕了。這樣，他就從審美形式的強烈程度，折射出了他所立足的這個時代。在元代本身，在紀君祥周圍，未必有象《趙氏孤兒》中描寫的那樣慘烈的戰鬥，甚至當時還可能隻是呈現出一派沉默，平庸的景象，但是，藝術的崇高職能，並不隻是反映擁塞於身邊的事實，而在於對身邊的現實作出理想化的反響。這種以審美方式作出的反響，也是一種反映；這種以義無反顧的決絕方式表現出來的主觀意念，也是對產生這種意念的客觀現實的一種反映；這種對曆史精神的緬懷和呼喚，也是對需要這種曆史精神的現實世界的一種反映。因此，從題材古遠的《趙氏孤兒》，我們首先看到了元代知識分子的激憤情懷，然後看到了元代社會的精神需求，最後，我們也曲折地看到了元代社會的黑暗麵貌、陰冷現實。就在這種幽深而蘊藉的審美過程中，《趙氏孤兒》發揮出了它特殊而又巨大的藝術魅力。許多優秀的曆史劇，與之相類。
《趙氏孤兒》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元代的精神需求，而且還以整個中國古代民族精神的代表出現在國際文化界。《趙氏孤兒》早在十八世紀就被介紹到歐洲，曾引起了歐洲許多偉大藝術家的關注。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和德國大文豪歌德甚至還受它的啟發，寫過在情節上故意與它近似、在旨趣上又有民族性差別的作品。把這些作品稍加對照，可以有助於理解《趙氏孤兒》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伏爾泰
在一七五五年寫了一出題為《中國孤兒
》的劇作，把故事拉到了成吉思汗的時代，基本情節如下：成吉思汗早年遊曆到燕京，結識過一個美麗的少女叫葉端美（Idame），但是，葉端美的父母見成吉思汗是少數民族，就不讓女兒與他往來，並且很快把葉端美嫁給了大臣尚德（Zanti）。五年後，成吉思汗席卷中原、搖撼宋廷，宋皇無奈，把自己的嬰兒托給尚德撫養。這件事不久敗露，成吉思汗逼索嬰兒，尚德決定交出自己的嬰兒來代替朝廷遺孤。然而尚德的妻子葉端美堅決反對，她認為，天底下應該人人平等，皇帝的嬰兒和百姓的嬰兒價值相等，為什麼要以一個嬰兒的死去換取另一個嬰兒的生？為什麼忠義精神竟包含著如此殘酷的內容？她決定直接找成吉思汗評理。成吉思汗見到五年前的心上人，又驚又喜，宣稱如果葉端美肯嫁給他，兩個嬰兒都可保全。尚德本著忠於宋廷的精神，勸妻子葉端美答應這個條件，但葉端美卻勸丈夫與自己一起自殺，讓成吉思汗看一看夫妻倆緊緊擁抱著的屍體。見此情景，成吉思汗終於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停止了暴虐，成了賢明君主。
首先，《趙氏孤兒》裏的關鍵性情節——換孤，在伏爾泰這裏受到了否決。葉端美以歐洲啟蒙主義者的平等觀念，從根本上批判了忠義精神。這實際上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對於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否定和更替。其次，《趙氏孤兒》中的強烈複仇思想到了伏爾泰手下卻被重重戀愛所包裹、所消溶。在《趙氏孤兒》中，屠岸賈是政治野心的化身，因此義士們必須以鐵和血的政治謀略去對付；在《中國孤兒》中，成吉思汗本身就是一顆多情的種子，因此可以用壯烈的情感洪波把他感化。在兩相比照中，人們很容易地看到，《趙氏孤兒》閃耀著理智和意誌的冷光，《中國孤兒》散發著人性和情感的熱量；《趙氏孤兒》麵向著政治和社會的大局，《中國孤兒》立足於夫妻和親子的關係。總體說來，《中國孤兒》所依附的思想基礎比《趙氏孤兒》更前進了一步，但《趙氏孤兒》仍然可以以自己所體現的嚴峻邏輯傲視《中國孤兒》的溫煦夢幻。《中國孤兒》中所體現的自然情感在冷酷的現實麵前是無法實現的，成吉思汗巧遇五年前的情人而回心轉意的情節勉強地使這種情感獲得了勝利，但那畢竟是一種過於纖巧的安排、過於奇特的構想。中國人比較現實，明智的儒家思想錘煉了他們的觀念和理智，約束了他們的自然情感，使他們具備了一種正視社會現實的堅毅精神。他們習慣於用政治的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用嚴峻的公理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用戀愛的貞誠來檢驗婚姻問題，而並不把戀愛和情感置之一切社會問題之上，使它們幾乎足以囊括一切。例如麵對元代這樣黑暗的政治環境，麵對不少近似於屠岸賈那樣的獨裁寡頭和政治勢力，在中國人看來，《趙氏孤兒》所體現的精神要比《中國孤兒》所體現的精神更切於實用。《中國孤兒》以平等觀念為武器對忠義思想的否定是大體正確的，但以人情和戀情為武器對複仇精神的否定則並不見得高明。歐洲啟蒙主義的思想，既在總體上高過於迄止元代的中國傳統思想，但又不能處處淩駕於中國傳統思想之上。
歌德
也曾寫過一個題為《埃爾泊諾
》（Elpenor）的未完成的戲劇作品，有意摹擬《趙氏孤兒》中最後一部分情節。《趙氏孤兒》最後有奇巧的一筆：孤兒終於被當作程嬰的兒子被保存下來了，獨夫屠岸賈為了褒獎程嬰的檢舉之功，竟把孤兒認作義子撫養多年，待到孤兒長大，了解了全部情況，毫不猶豫地親手殺死了“義父”屠岸賈。《埃爾泊諾》則寫一個弟弟殺死了哥哥，並把哥哥的兒子搶來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待到這個孩子長大，知道了自己名義上的父親、實際上的叔叔的罪行，準備為自己的生父報仇。寫到這裏，歌德擱筆了，他一直未能把這個劇本寫完。歌德為什麼寫不下去了呢？原來，在中國的觀眾看來，趙氏孤兒舉刀殺掉“義父”屠岸賈是理所當然之事，而歌德卻不忍心看到這種場麵的出現。歌德考慮到了這位“假父親”十餘年來真心誠意的撫養，想到了孩子的成長過程與這位“假父親”密不可分，也想到了孩子對於真正的父親的概念卻還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在歌德看來，這個成長了的孩子向“假父親”舉起刀來的時候不會是不假思索、毫不猶豫的。嚴格說來，他頭腦中那些本於基督精神的仁愛思想根本不容許這個孩子舉刀複仇，讓那個與自己有著密切情感聯係的人倒斃在血泊之中。從這裏，我們又可看出中國民族精神中那種高度冷靜的理智，以及複仇思想的決絕性質了。
總的說來，《趙氏孤兒》的情感形態是單向的，服從於更高的社會政治原則的；而伏爾泰、歌德的劇作，情感形態是多元的，並以自身為目的。利耶？弊耶？很難簡單裁定，因為這首先不是藝術處置問題，而是民族的心理習慣、時代的心理風尚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繼續研究元代另外一些呼喚曆史雄魂以一振衰敗現實的曆史劇。這些曆史劇的鋒芒，是及不上《趙氏孤兒》的了。
三、《單刀會》
這是關漢卿所寫的一出三國題材的曆史劇。劇情甚是單純：
吳國的魯肅，想從蜀漢守將關羽手中索回戰略要地荊州，但又懾於關羽的武勇，不敢貿然伸手。他想了一個辦法，準備設宴款待關羽，在宴席上軟硬兼施，先禮後兵，逼著關羽把荊州交出。當他把這個計策考慮定當，找有關人員商議的時候，有的人一味回顧關羽的赫赫功業，認為逼交之計欠妥，有的人則不願到這個危機四伏的宴會上去作陪。魯肅急於事功，仍然設宴邀請關羽。
關羽明知這個宴會別有用意，但出於英雄襟懷，還是單刀赴會。宴席之間，魯肅依計行事，不料關羽憑著一腔豪情、一身膽氣，在唇槍舌劍中把魯肅搞得十分被動，一籌莫展。最後關羽的兒子關平前來接應，關羽脫離險境，凱旋而歸。
這出戲的情節關鍵，顯然在於展現關羽和魯肅在宴會上麵對麵鬥爭的一個場麵。但是，關漢卿對於這出戲的興趣，並不在於情節，而在於關羽的精神風貌。因此，他采取了頗為獨特的結構方式。全劇共四折，關漢卿竟讓主角關羽到第三折才出場，而在第一、第二折中放手展開對關羽的精神風貌的鋪墊和烘托。魯肅去找兩人商議，結果兩人的意見各寫了一折，這兩折情節進展是遲緩的，卻從兩個側麵把關羽的精神風貌勾勒得清清楚楚。魯肅前去商議的第一個人喬公以一個曆史過程對關羽作了遠距離的總體概括，魯肅前去商議的第二個人司馬徽則以一個朋友的身分對關羽作了近距離的具體描摹。這樣，戲過去了一半，主角還未出場，但主角的形象卻已呼之欲出。待到關羽出場後單刀赴會，關漢卿的藝術重心仍然不在於危機的設置和解除的情節過程之中，而在於關羽進入危機前和脫離危機後的神情意態。這就是關漢卿不同於一般劇作家的地方。
《單刀會》有幾段唱詞膾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關羽在前去赴宴的途中對著滾滾江流唱的：
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別，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
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另一段，則唱於脫離危險之後：
我則見紫袍銀帶公人列，晚天涼風冷蘆花謝，我心中喜悅。昏慘慘晚霞收，冷颼颼江風起，急颭颭帆招惹。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謝、多承謝！喚梢公慢者，纜解開岸邊龍，船分開波中浪，棹攪碎江心月。正歡娛有甚進退，且談笑分明夜。說與你兩件事先生記者：百忙裏趁不了老兄心，急切裏倒不了俺漢家節！
這是何等的風度！這是何等的筆力！這樣的段落，我們不能當作一般的唱詞來讀，而應該看作是作者的藝術目的的集中流瀉。
荊州究竟應該歸吳還是應該歸蜀，對於這樁古老的曆史公案，到了元代的關漢卿那裏，已不會引起太大的興趣，關漢卿因此並未在這出戲中展開善惡是非之爭。他並沒有偏執地讓關羽獨戴正義的桂冠，而讓魯肅承擔邪惡的罪名。關漢卿在這出戲中欣賞和追求的，隻是關羽豪邁的情懷，雄壯的氣度。劇作家並不想過於嚴厲地鞭笞魯肅，但既然把魯肅放在對立麵的位置上，那麼很抱歉，隻能讓他在對比中相形見絀了，隻能讓他在浩蕩雄風前顯得比較萎瑣、比較煩人了，隻能讓他承受關羽的嘲弄，也承受戲劇家和觀眾的嘲弄了。因此，我們在《單刀會》中看到的，主要是兩種情懷、兩種氣度的比照和較量。即使荊州本該歸還吳國，魯肅的索討不無理由，關漢卿也要為關羽的豪情壯采叫好！在這裏，人物的情懷、氣度與曆史的功過是非，並不是完全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