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漢卿的如椽大筆，曾經一再鮮明地劃出過善惡是非的原則分野，那是為了擦亮人們判別的目光，燃起人們心中的愛憎；在《單刀會》中，關漢卿呼喚著豪邁的情懷和雄壯的氣度，那是為了震聾發聵、掃蕩疲困，給沉溺的民風灌注新的生命，替萎黃的中原輸送青春的活力。這兩方麵的職能，有明顯的區別，而後一種職能，在審美等級上是更高、更超逸的。隻有那些能夠以自己深遠的目光囊括社會和時代的整體空間的戲劇家，才會在給了觀眾以善惡是非的標尺之後，再進而為整體性的疲軟輸送情懷和氣度方麵的補液。在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第十二夜》、《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暴風雨》等劇目中，我們不是也看到過戲劇家為了驅除中世紀遺留的呆滯空氣而在風采、氣概、情懷上的整體性灌注嗎？
當然，說到底，關羽的豪情壯采也有特定的思想基礎，那就是漢家的正統思想。關羽在與魯肅爭執荊州的歸屬問題時這樣唱道：
想著俺漢高皇圖王霸業，漢光武秉正除邪，漢獻帝將董卓誅，漢皇叔把溫侯滅，俺哥哥合情受漢家基業。則你這東吳國的孫權，和俺劉家卻是甚枝葉？
說著還以一柄錚錚有聲的劍相威脅：“今朝索取荊州事，一劍先教魯肅亡！”平心而論，關羽在這裏不大講道理。但是，正如我們前麵指出過的，在蒙古貴族統治中原大地的元代，宣揚這種漢家正統思想，包含著明顯的反元意義。關羽在這出戲的最後所說的“急切裏倒不了俺漢家節”，與《漢宮秋》裏所說的“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都以蘇武流落異族而保持漢家氣節的故事為依憑，都有著現實的針對性。關漢卿對蒙古貴族的黑暗統治的態度，我們已在《竇娥冤》等劇作中深深地領受過了，因此，不妨說，他對漢家正統思想的固守是比較堅定的。他甚至還由這種正統思想滋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認為正統就是真理，漢家即是主人，其他理由統統不在話下。在他筆下關羽麵對魯肅時那種對於漢家正統觀念的執著和自信的態度，正是他自己的觀念、情緒的一種反映。
四、《李逵負荊》
山東棣州人康進之所寫的這出《水滸》戲，使元代劇壇的一角，別具一番風光。
鮮明的善惡觀念，浩蕩的英雄情懷，恰如我們前麵所介紹的，在元代眾多的曆史劇中屢見不鮮。《李逵負荊》的鮮亮之處，在於把這種觀念和情懷，充分地性格化
了。在這出戲中，對是非善惡不再僅僅停留在判別、控訴和褒揚上，對氣概和情懷也不再僅僅是抒發和吟唱。這一切都被不露痕跡地融化進了一個有血有肉、天真憨厚的個性之中。它向劇壇提供的，不是一股冤，不是一腔恨，也不是一脈情，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其他雜劇當然也塑造了眾多鮮明的人物形象，但就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論之，《李逵負荊》卻顯得特別突出。它較早地發揮了戲劇藝術的一種神聖職能：以一個典型化的人，去震憾和感染千萬個人。其他種種理性要求和情感要求，都溶解在這個典型化的人身上，都溶解在這種震憾和感染之中。
如果說，元代曆史劇的重要使命在於召喚來曆史的雄魂，那麼，《李逵負荊》招來的，是一個性格化
、個性化的雄魂
。
《李逵負荊》的情節，與《水滸傳》第七十三回中的有關描述比較接近，大致是：
在梁山泊附近的一個村莊裏，有一個王老漢與獨生女兒一起開著一爿小酒店。一次，兩名土匪冒充宋江和魯智深，把王老漢的獨生女搶走了。梁山好漢黑旋風李逵下山遊玩時聽得此事，隻道真是宋江和魯智深幹了壞事，心急火燎地上山，大鬧聚義堂，砍倒杏黃旗，氣憤地指責宋江和魯智深。
宋江和魯智深都說絕無此事，李逵隻是不信。宋江隻得與李逵打賭：情願下山讓王老漢認辨，如若宋江被王老漢認定是搶人者，可讓李逵殺頭；如若不是，則李逵須為自己的魯莽失去腦袋。
王老漢一見李逵領來的真宋江和真魯智深，當然立即否認他們是搶人者。李逵輸了，但他又不願真的身首異處，於是便效仿古人的“負荊請罪”，背著荊條去讓宋江打罰。宋江說，我們是賭頭而不是賭打。李逵覺得自己隻有死路一條了，竟打算自刎。
正在這時，王老漢來報，那兩個土匪又來了，現在已被灌醉在家，隻等梁山好漢去捉拿。李逵帶罪領命，與魯智深一起下山把兩個土匪捉來，因此得到了宋江的原諒。
這出戲的外層結構，隻是一個誤會。然而，從這個外層結構伸發進去，卻可通達一個深入而寬闊的藝術天地。李逵誤會了宋江，結果在藝術效果上既褒揚了李逵，也褒揚了宋江，更褒揚了他們共同從事、共同衛護著的事業。
照理，李逵對於自己生死與共的首領和“大哥”，是不應產生如此重大的誤會的。作為一支農民起義軍中的戰士，李逵聽到過多少汙蔑啊，他幾曾輕信過呢？就連似乎與他這個莽漢子無甚關聯的梁山泊自然風景，他也是努力捍衛的：“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但這次他不僅誤會了，而且誤會得那樣厲害、那樣不留餘地，甚至把自己的一顆頭顱也賭上了。這就是他那種包含著特定社會意誌的性格
在起作用。
梁山泊的好漢們所皈附的社會意誌是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但性格卻各不相同。如果說，杏黃旗上所寫的“替天行道救生民
”七個字就是他們共同的社會意誌，那麼，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征就是這種社會意誌的不同的表現方式和表現途徑。要是沒有這個強硬而又進步的社會意誌作為內核，各色各樣的性格展示必將是浮淺的、無的放矢和眼花繚亂的；反之，要是沒有那麼豐富的性格類型，社會意誌的體現就會失去色彩和生氣，失去真實的形象。因此，在戲劇衝突的理論中，要把性格衝突和意誌衝突截然分開是困難的，褒此貶彼更是偏執的。至少，《李逵負荊》所展示的，是兩者的有機融合。梁山泊好漢們由於有著一個共同的社會意誌，因此在各異的性格之中都有一個敏感點。那就是他們一群是否還在行施“救生民”的職責，是否還擁有“救生民”的美名。如果這一點遭到玷汙，那就是他們的集體事業和集體生命的毀滅：他們就與一般的流寇沒有什麼區別了。《李逵負荊》的情節，始終在真、假問題上盤桓。而事實上，情節上的真、假是以本質上的真、假為基礎的。真梁山泊與假梁山泊的區別，就在於是否“救生民”。這一點，可以說是梁山泊借以立足的命根子，因此不同性格的英雄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來加以捍衛。事情正恰落到魯莽、急躁的李逵身上，於是他立即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應，急匆匆地包攬案件，急匆匆地上山責問，急匆匆地以頭相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包含著特定社會意誌的性格
在閃光。在這裏，社會意誌為性格定了性
。應該說，圍繞著這個進步而光輝的社會意誌，各種性格都會是可愛的。李逵性格的可愛，首先也是為此。魯莽和急躁的性格特征遠不是處處可愛的，但是由於“救生民”的信念遭到威脅而魯莽起來、急躁起來，那就十分可愛了。為了這種意誌和信念，即使辦錯了事，得罪了人，人們也能夠原諒。由此可知，性格固然重要，為性格定性的特定的社會意誌，更加重要。沒有進步的社會意誌，即便個性化了，也可能成為“惡劣的個性化”的產品。
宋江、魯智深、吳學究等人也以自己鮮明的性格特征衛護著“救生民”的共同意誌。因此，山下那位連宋江、魯智深都沒見過的王老漢，都是對梁山泊英雄深信不疑的。他一聽宋江到來，未辨真假，即喚女兒出來侍候，因而就上了假冒者的當。可以說，這出戲的誤會，從產生、發展到解除，都是以“救生民”的共同意誌為基礎的。戲劇家在這裏讓我們看到了一係列既矛盾又統一的“二律背反”：梁山泊因為有“救生民”的良好社會名聲，最不容易產生誤會，也最容易被人假冒得逞而產生誤會；眾英雄因為有“救生民”的共同社會意誌，最不容易產生隔閡，也最容易出於各人的嚴格防範而產生隔閡。《李逵負荊》的衝突，就賴此建立。正是由於建立在崇高的共同社會意誌之上，性格的摹繪、誤會的設計，才顯現出深度和魅力。總之，統觀全劇，杏黃旗上的七個大字醒人眼目。
由此，我們看到了元雜劇中特別有光彩的思想內容。梁山泊英雄們在從事的業跡，與包公所做的好事有很大的區別。同樣有為民的思想和為民的效果，但包公是以朝廷為背景，居高臨下地來處置各種冤案的；而梁山泊英雄卻是以山林為背景，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來為人民效力的。為了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遭遇，梁山泊的首領和名將竟可以頭相賭，這與人民處於一種多麼平等的地位啊。說到底，包公再好，是人民的老爺，而李逵卻是人民的兒子。包公即使在為民作主之時也時時考慮著王法的尊嚴、天子的隆恩，而李逵即使在尊嚴的首領麵前也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李逵負荊》一劇表明，元代的戲劇家不僅仰起頭來，在官僚隊伍中尋找救星，希望出現更多的包公為民作主，而且已經開始理直氣壯地在自己的百姓之中尋找衛護百姓利益的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逵負荊》是特別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它直接地聲援著宋代和元代的農民起義隊伍，直接地表露著時代主人的心聲。它在元代劇壇中能拔地而起地顯示出最充分的進步意義，主要也是這個原因。擴而大之，因它的存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元代人民在政治、思想領域裏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自為性。因它的出現，人們可以推斷，異族的高壓並沒有造成一片死寂，元代的嚴酷統治不會延續很長了。
“替天行道救生民”，僅有這個具有充分進步意義的社會意誌還未必具有美學價值。這是一個宣言，一種行動，伴隨著劍戟鮮血出現，僅僅直捷地將它體現出來，還構不成審美形式。於是，性格
出現了。典型性格使社會意誌變得可以觀賞。典型性格使“善
”躍升為“美
”。李逵鮮明生動的性格特征為抽象的社會意誌鋪陳了瑰麗的色彩。通過這麼一個活活潑潑的莽撞漢子，人們簡直可以從感官
上接納梁山泊英雄們的社會意誌了。這樣的性格，把理性化為形象，使一個高懸天際的政治綱領變得親切而動人。所以，劇作家康進之為之而竭盡全力，致使處處妙筆生輝。你看那個李逵，癡迷迷地欣賞梁山泊的景致，那番自言自語隻能是他的：
李逵 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啖啊啖啊，啖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
這番言詞，使梁山泊的理義之美化作了風景之美，並且最終都融和在李逵的性格之美裏邊。理義之美是抽象的，而風景之美和性格之美則是具體形象的；僅以風景之美隱喻理義之美比較淺陋，隻有把兩者都通過一個深通梁山泊理義的英雄的性格之美反映出來，才顯得深入和豐盈。這段言詞之所以值得品味，就在於性格之美在其中起關鍵作用。
再看李逵自以為探得宋江、魯智深醜行之後的那番調侃嘲弄，又多有性格特征。照理，李逵這樣的粗人是不慣於調侃嘲弄的，他慣於掄斧直吼，開門見山；但是，他現在麵臨的對象，畢竟是他衷心擁戴的“大哥”，畢竟還是他的社會理想的代言人，畢竟是一個經常訓斥他而不大可能被他訓斥的上司。他以為宋江幹醜事已經證據十足、毋庸置疑，因此敢於調侃嘲弄；但他一時還無法從情感上、習慣上騰躍為宋江的審判者的地位，他麵對宋江還吼不起來，凶不起來，因此也隻能調侃嘲弄。如果當事人沒有宋江，隻有魯智深一人，李逵就不會在態度上處於這樣尷尬的狀態了。
第二折中李逵急衝衝上得山來，大喝一聲“小嘍羅報複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向誰報告呢？怎麼連一個稱呼也沒有？這正是他目前複雜心境的一種自然流露。走進聚義廳，明明宋江和吳用都坐在那裏，他隻向吳用施禮而不睬宋江，沒說幾句就開始了調侃嘲弄，言語間提到宋江處隻用一個冷冰冰的“宋公明”：
李逵（見禮）學究哥哥
，喏！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俺宋公明
在哪裏？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
在這裏，送與嫂嫂
做拜見錢。
宋江 這廝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廝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話。
李逵那麼主觀，肯定宋江早已把一個哭哭啼啼的“嫂嫂”藏在堂後，他竟要送“拜見錢”而又隻有“零碎金銀”，這真可謂是十分辛辣的嘲弄了。對魯智深他就不用如此費事了，如若醜行屬實，魯智深也隻是脅從，但李逵一見魯智深就大喝一聲：“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對宋江若也這麼凶，那就不是李逵了；對魯智深若也遠引曲譬、調侃嘲弄，那也不是李逵了。
此後，李逵的性格還要順著事態的發展不斷展示出來。賭頭之後，他與宋江、魯智深下山對質，一路上也極盡挖苦之能事，而且在言語份量上還更重了一點，簡直有點押送的味道了。宋江走快一點，他便說“聽見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歡也”；宋江走慢一點，他則說“你隻是拐了人家女孩兒，害羞也，不敢走哩”。到得王老漢家，等王老漢定睛細看後搖頭否認，李逵急了，先是硬賴宋江、魯智深嚇著了王老漢，後來王老漢再次否認，他竟拔拳要打王老漢。直到最後確信是歹徒冒名幹壞事，他才開始責怪自己：“黑旋風，你好是沒來由也！為著別人，輸了自己。”這整個過程，都活脫脫地展現出了一個性格鮮明的莽撞好漢的形象。
不難看出，正是這個性格展露過程，使得劇本開頭豎起的那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杏黃旗，化作了一個有血有肉、可觸可摸的人。這就是社會意誌的性格化，抽象觀念的藝術化。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民族，當藝術家能用典型性格來從容地體現社會意誌的時候，這種社會意誌也就真正成熟了。農民起義軍心目中的善，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並沒有大幅度地實現，或者說，沒有在根本上實現，但在戲劇家筆下，卻以審美的方式實現了。李逵的性格之美，就是成熟地實現在美的領域中的善。
李逵的性格是一種喜劇性格，這在眾多的梁山泊英雄中是比較突出的，體現了宋、元人民在對“替天行道救生民”這一社會意誌的把握上的一個重要側麵。梁山泊英雄中間，林衝是比較典型的悲劇美的體現者，他的形象，他的性格，側重於體現一個正直的人如何被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所侵淩，不得不皈依於“替天行道”旗幟下的痛苦過程；李逵則不同，他的形象和性格，總的說來是體現了農民革命者對於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的戰勝。其他英雄，各有自己的悲、喜組合成分，卻都不如這兩人濃烈。林衝這樣的形象，最佳表現段落應在上山前
，而李逵這樣的形象，最佳表現段落則應在上山後
。這是因為，上不上山，參不參加起義軍，是英雄們能否戰勝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的分界線
，因此也是悲劇美和喜劇美的分界線
。對水滸故事中各種段落、人物、故事的選擇，體現了戲劇家自身的處境、氣質以及對客觀世界的理性認識。同樣歌頌水滸英雄，選寫林衝逼上梁山和選寫李逵負荊請罪，戲劇家往往是處於不同的創作狀態之中，甚至還處於不同的曆史階段之中。康進之成功地寫出《李逵負荊》，表明了元代人民在以農民革命的社會意誌來對待黑暗現實的時候，不僅可以有義無反顧的壯烈精神，而且還可以有暢懷大笑的戰勝者的氣概。
人們笑李逵，又與李逵一起笑。即使這笑聲從緬懷的夢境裏發出，也包含著敢於蔑視黑暗、戰勝黑暗的現實豪情。
這樣的笑聲，此後的中華民族還要連續享用許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