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戲劇家對包公的形象運用得那麼頻繁，那畢竟是祈望性的，多數包公形象並不與他們自己的情感聲息相通；康進之把李逵的形象寫得那樣生動和鮮明，那也畢竟是幻想性的，戲劇家的切實情感與這位草莽英雄的情感形態到底還有不少距離。如前所述，最切實、最廣泛地寄托元代劇作家自身情感和理想的，還是那些為爭取婚姻自由而鬥爭、而勝利的男女青年形象。因此，團圓之夢，也就成了民族文化傳統規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西廂記》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戲劇史上最重要的愛情題材劇目之一。它對於日後的中國戲劇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的影響，大得難於估計。即使那部曠世傑作《紅樓夢》，不也把男女主人公偷讀《西廂記》作為自己的一個樞紐性情節嗎？《西廂記》給《紅樓夢》的影響，並不僅僅是在“《西廂記》妙詞通戲語”那個回目裏，不少理論家指出，真正全麵地繼承和發展了《西廂記》的整體精神的，正是《紅樓夢》。《紅樓夢》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有不少超越《西廂記》的地方，但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西廂記》卻不低於《紅樓夢》。《紅樓夢》對於廣大人民來說也許是太高、太深了，他們深深地沉溺在它的美色中，卻往往很難把握它，更難效法它。《西廂記》相比之下就顯得比較簡易，比較世俗化，因此對於文化藝術產生的實際影響也就比較大，比較廣。《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或許還包括那位為他提供藝術基礎的董解元在內，理應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突出的地位。我們在《西廂記》之後的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可以找到多少位近似於張生的公子，近似於崔鶯鶯的小姐，近似於相國夫人的老夫人，近似於紅娘的丫環，以及近似於《西廂記》的衝突和團圓啊。近似，在藝術上不是好事，但在民族心理的考察上，卻可證明一種穩定性結構的存在。《西廂記》無疑為這一結構的開拓和凝結打下了基礎。
《西廂記》的故事，展開在一個靜謐、清幽的美好環境裏。宋元以來，由於理學盛熾，社會上男女青年是極少有可能交往和接觸的。交往和接觸未必就是戀愛，但卻是戀愛的基礎；不允許交往和接觸，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婚姻自由。因此，熱烈企盼著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首先總是以僥幸的心理期待著某些偶然來到的交往機會。主張婚姻自由的戲劇家，也總是根據現實的可能性，為自己筆下的男女主人公設計著偶然相遇的場景。人們的興趣和視線慢慢地都集中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廟堂寺院。那裏香煙繚繞、鍾磬聲聲，本來是再莊嚴不過的；那裏是斬除了七情六欲的僧人們的世界，是虔誠的善男信女們的天地，本來是再純淨不過的，怎麼竟成了私情遞接的所在呢？原來，理學的盛行並未能夠掃除佛教在廣闊的中國社會中的深遠影響，各種高位名公、閨閫千金，可以不涉足市井、拋首街衢，卻不妨朝山禮佛、誦經焚香，在廟堂寺院彙集。不管是熙熙攘攘的廟會時節，還是闃寂無聲的平日，在這裏遇見各色人等，既合理又合法。於是，幾乎成了一種曆史的嘲弄：杜情絕欲的佛門，成了一見鍾情的最妥當的場地。如若不在這裏，那就夠青年男女和描寫青年男女的劇作家們費事的了：隻能在戰亂中相遇了，隻能在“牆內秋千牆外馬”的偶然一蕩之間相見了，隻能在夢中結合了，或者，更費一些事，隻能讓女主角女扮男裝外出讀書，傳奇性地與男主角邂逅了。
王實甫把他的男女主角安放在普救寺內見麵，就是選擇了一種比較平靜、比較自然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帶來了兩方麵很好的審美效果：一是讓正常的戀愛和婚配與禁欲主義的佛門構成一種對比，從而在反襯中弘揚了人類正當、健全的生活形態的情感形態；二是讓男女主角的戀愛活動，獲得一個寧靜、幽雅的美好環境和氛圍，讓他們詩一般的情感線索在詩一般的環境氛圍中延綿和展示。總之，這是一個既神秘又妥貼的特殊天地，正好讓這對膽子不大也不小的戀人來進行愛情冒險。
於是，《西廂記》的男女主角在佛堂見麵了。相國小姐崔鶯鶯扶父親靈柩返回故裏，因路途不靖，暫與母親寓於寺中；而洛陽秀才張君瑞則是赴京應考路過，順便到寺裏來玩玩。表麵上，兩人都有重任在身，在佛殿相遇純屬偶然，但這一相遇不要緊，竟使兩人潛藏在內心的人生重任喚醒了。崔鶯鶯遇見張君瑞前的心理狀態是“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這顯然不是悼父之情，而是在歎息著閨中之怨，甚至也可能是在怨愁著自己既不悉知、也不滿意的包辦婚約，因此，當她在丫環紅娘的陪伴下一眼見到少年郎君張君瑞的時候，竟引起特殊的注意，往回走時還回顧覷看了一眼，這實在是把扶侍亡父靈柩時應有的儀態全忘記了，把一個已有婚約的封建社會的女子應有的儀態全忘記了；那個被覷的張君瑞，長久地回味著她“臨去秋波那一轉”，竟立即決定：“小生便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總之，隻一見，隻一眼，兩個人都把肩負的禮義、科舉重任卸下了，換上了內心潛藏著的人生正當使命。誰說一見鍾情式的愛情描寫一定是要不得的呢？《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的一見鍾情，正表明了當時男女青年追尋自由愛情的艱難性和急迫性。隻有一線迅逝的光亮，隻有一口新鮮的空氣，他們就以最大的敏捷度，迫不及待地抓住。可憐，又可貴。
雖然崔鶯鶯原先的婚約有著地位的對應、門戶的支撐、家長的允諾、社會的認可，而且時間也已夠長，而她眼下的一見鍾情，卻根本不具備這一切，但是，王實甫要告訴人們：後者更為合理。不僅如此，王實甫還要通過自己的藝術表現，讓一見鍾情戰勝那份沉重的婚約，讓瞬間的情感遞接轉化成百年夫妻，讓沒有任何情感基礎的婚約化為泡影。
這種觀念，在封建社會裏顯然是十分大膽、很難實現的，但王實甫偏偏要實現給人們看。因此，他隻能求助於奇跡般的機遇了。這個奇跡般的機遇，就是孫飛虎的降臨。流氓武夫孫飛虎竟然垂涎崔鶯鶯的美貌而發兵包圍普救寺，從而構成了極端危急的戲劇情境，解除這種危急，一時顯得比恪守婚約還要重要了。於是，崔鶯鶯的母親就同意了崔鶯鶯自己的提議，當眾宣布，誰能退得賊兵，就把女兒嫁給誰。
本來，這個決定對於崔鶯鶯來說也是殘酷的，因為她很可能因這個決定而被迫接受一個她根本無法接受的丈夫。但是，對於崔鶯鶯來說，這種匆忙間的自售並不比父母之命的包辦婚姻更殘酷。因為能夠退賊兵的人，至少是有勇或是有謀的，而且他的努力也正是為崔鶯鶯作出的；對於崔老夫人來說，隻有達到這種等級的危急，才能使她同意把原先的婚約解除。所以，孫飛虎的來圍，客觀上對張生、崔鶯鶯的結合倒是從反麵起了促進作用。在《西廂記》中，“孫飛虎”這個名字，嚴格說來並不代表著一個戲劇人物，而是代表著一種機遇。一見鍾情而終於能夠走上結為夫妻的道路，孫飛虎圍寺和白馬將軍解圍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正由於這個事件，張君瑞的才智和他對崔鶯鶯的感情受到了考驗，因而使得一見鍾情式的浮淺愛慕升騰為一種合理的情感聯結；正由於這個事件，引逗出了崔老夫人的當眾允諾，張、崔的婚事也獲得了外在的合理性。總之，在一見鍾情之後，王實甫迅速地推出這個事件，就幹脆利落地賦予了張、崔愛情以全部合理性，不管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不管是實質性的，還是名義上的。這樣，在以後的劇情中，全部糾葛和衝突，就成了一種合理
的意向行動與一種不合理
的意向行動的爭鬥了。有了這個基本前提，張、崔的私下同居，有了充分理由，紅娘對老夫人的反駁，有了雄辯的力量，質言之，觀眾對於張、崔的終成眷屬，不僅不感突兀，而且成了一種自覺的企盼、由衷的祈願。也正為此，清代戲劇理論家李漁對於“白馬解圍”在《西廂記》全劇中的作用和地位給予很高的評價，甚至把它看作是全劇的主腦。李漁指出：
一部《西廂》，止為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為“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於作合，鶯鶯之敢於失身，與鄭恒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於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即《西廂記》之主腦也。
也許，李漁對這一事件的藝術功用，評價得過高了一點，但無論如何，這是王實甫為了支持張君瑞、崔鶯鶯們的美好理想，也為了呼籲和召集廣大觀眾來支持他們的美好理想而采取的強有力的藝術措施。
秋波一瞥所抽繹出來的一絲柔情，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生死考驗、兵燹威脅燒冶了一通，已變成了一個實在而又合理的客觀存在，但是，這還不是事情的結束。雖然舊的婚約仿佛已在兵燹中燒毀，新的婚姻關係已在兵燹中出現，但是，舊的婚約有著自己深厚的社會根基，而新的婚姻關係則也有著自己的脆弱性。於是，待到事過境遷，新舊更替很可能發生新的逆轉。《西廂記》就準確地表現了這種逆轉危機的到來。老夫人的反悔，並非僅僅是“忘恩負義”，她恨不得以最大的物質代價來報答張君瑞的救命之恩呢！她的反悔，是由她和她所代表著的整個封建上層社會的門第等級觀念決定的，具有客觀必然性；麵對著老夫人的反悔，崔鶯鶯隻把怨恨藏在內心，張君瑞稍加質問即敗下陣來，幾欲自盡，這也不僅僅是他們兩人性格上的軟弱，而是客觀情勢使然。總之，王實甫讓人們看到，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正常的情感萌芽未必能夠成長，合理的婚姻形態並必能夠勝利。他既然已經充分地展示了張君瑞和崔鶯鶯的婚姻的合理性，那麼，如果這種婚姻不能成為事實，他也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悲劇。真的，《西廂記》如若以老夫人的反悔成功為歸結，通過張、崔兩人相愛而不能結合的故事對封建包辦婚姻提出控訴，也未始不是一出不壞的戲。
但是，王實甫不滿足於此，王實甫的觀眾不滿足於此。他們有這樣的生活信心和藝術信心：一定要讓合理的成為現實的
，一定要在舞台上實現他們心頭的愛情之夢、團圓之夢，一定要讓瑰麗無比的“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理想通過一個完滿的藝術結構展現出來，給人世間帶來一捧溫暖。
要使這種藝術意圖兌現，就必須在劇作中切切實實地戰勝張、崔所遇到的客觀阻力，以及他們自己主觀方麵的阻力——內在的脆弱性。在藝術領域裏，藝術家的意圖可以海闊天空、縱橫馳騁，但要在作品中獲得真正的實現，要觀眾心悅誠服地接受你的意圖，就必須通過豐滿而可信的藝術形象。王實甫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便是紅娘。這個丫環一方麵對於張君瑞和崔鶯鶯的愛情形態作了一番“刮垢磨光”的工作，用她爽利的嘴“罵”掉了男女主角所背負的妨礙他們積極行動的包袱，從而使他們在情感過從上進入到了一個更明快、更主動、更自覺的階段，最後又由紅娘牽引，實行同居，在他們由愛情到婚姻的路途上邁出了不可挽回的決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麵，紅娘又麵對麵地批駁了老夫人的反悔行徑，陳述利害，揭示真相，從而使正常婚姻的客觀阻力受到很大的打擊。後代的戲劇愛好者們總是一再地品味紅娘的這些行動，尤其是王實甫所描寫的紅娘在閨閣之中奚落崔鶯鶯的矯揉造作的段落以及紅娘在棍棒之下奚落老夫人言而無信的段落，幾乎成了一切對中國戲劇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的傑出藝術片斷。總而言之，王實甫通過一個小小的紅娘的周旋，使美好的願望成了一種可信的藝術現實。盡管根據當時社會的客觀可能性，老夫人最後還要設置一點障礙，但那已是強弩之末，成不得什麼氣候了，張、崔之終成眷屬，已成了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向。《西廂記》的最後，王實甫終於把他所企望的那種圓滿結局獻給了觀眾。
在中國，紅娘的名字婦孺皆知。這也就是說，廣大中國觀眾喜歡以紅娘為表征的那種歡快的情感路途，那種圓滿的婚姻結局。這是一種淺薄的情感滿足嗎？不。紅娘身上，體現出了通向這一路途和這一結局的全部艱辛。“立蒼苔將繡鞋兒冰透，今日個嫩皮膚倒將粗棍抽”，連她為之辛苦辦事的小姐，也幺喝她“打下你個小賤人下截來”。這不僅僅是一個丫環的屈辱，而是一場驚世駭俗的愛情冒險的過程中必然要遇到的坎坷。因此，不妨說，中國觀眾通過《西廂記》所獲得的情感滿足，所接受的團圓結局，並不是廉價的、偽飾的，而是包含著足夠的客觀真實性。是理想的，又是真實的；是美好的，又是艱難的；既代表著健全的情感形態和婚姻形態的必然方向，又依靠著一係列可信的偶然性機遇的佑護——這才是人們真正喜愛、長久喜愛的大團圓。
這種具有充分藝術說服力的大團圓在戲劇領域的出現，在一個民族的情感曆程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在種種情感形態被長期扭曲，特別是被宋元理學嚴重扭曲的情況下，隻有當為數不少的人經過痛苦的曆**正唾棄了醜惡、虛偽的情感形態，並對正常、健全的情感形態有了比較完整的設想、比較切實的追求之後，才可能在藝術上出現這種大團圓。正是為此，《西廂記》不僅僅是給中國戲劇史，而且也給中國思想史帶來了一片瑰麗的霞光。
人們或許知道，《西廂記》的一個較早的題材淵源是唐代文人元稹所寫的傳奇《鶯鶯傳》。元稹根據自己的思想情感，沒有給這個愛情故事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在元稹筆下，張生初見鶯鶯時愛之甚篤，也可以為之而蔑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後他立即意識到了自己應該擔負的功名利祿重任，想起曆來女人誤國誤身的教訓，便舍棄了鶯鶯，而鶯鶯也隻能說“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請看，張生明明傷害、背棄了鶯鶯，反而振振有詞地把女人說成是禍身的妖孽，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厭惡的封建社會的流氓式才子啊；鶯鶯明明被害終生，卻認為是正常的事情，連恨一下都不敢，這又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環境、多麼窩囊的心境啊。作者元稹雖對鶯鶯不無同情，但在理智上還是支持和稱讚張生的。這樣，他就以一種矛盾和冷漠的情感狀態，寫出了一個令人氣悶的悲劇。女主人公的悲劇是封建的曆史觀念和功名思想造成的，但作者又偏偏讚成這種曆史觀念的功名思想，不公正地把同情交給了男主人公。這與《西廂記》把一組勇敢的叛逆者集合起來一齊向封建觀念進攻的寫法，形成了明顯的對照。顯然，元稹是在進行著並不光彩的自況自歎，而王實甫卻是在為一群叛逆者、一種進步的理想大聲疾呼；元稹的抒寫帶有個體性，而王實甫作為一個戲劇家就不能不麵對廣大觀眾。元稹所寫的傳奇可以流傳，但他設計的那種不明不白的是非愛憎界線，那種情感和理智相抵牾的主觀態度，卻不可能被多數民間觀眾所接受。因此，在觀眾麵前，民間藝人和民間藝術家隻能根據人民的愛憎來處置這個題材了。到了王實甫的時代，人們對這個題材的態度已經強悍到了需要重新呼喚出一件全新的藝術品出來的程度。於是，《西廂記》以其實質性的內容翻了《鶯鶯傳》的舊案，以一種嶄新的思想和理想作為靈魂，出現在劇壇上。
《西廂記》所體現的元代人民在思想情感方麵的正麵追求，成了後代繼承者們進行新的追求的思想情感基礎，但後代的繼承者未必承襲大團圓的結尾。新的曆史條件又給中國人民的思想情感的發展曆程設置了新的障礙，提出了新的課題，繼承者們隻能根據自己所置身的社會條件和曆史條件來創作自己的藝術。明代的湯顯祖和清代的曹雪芹都無不如此。明代的理學羅網收得更緊了，湯顯祖在思想情感領域裏與封建理學的鬥爭更加短兵相接了，因此他無法機械地仿效王實甫，而隻能以更強烈、更飄逸、更大膽的方式來繼承王實甫了。結果，有人說，“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有人則說，《牡丹亭》“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總之，湯顯祖以自己的方式構成了與王實甫的繼承和對比。到了清代，封建末世臨近，時代的陰雲壓迫著藝術家們，使他們合乎必然地唱出了一支支悲涼的歌。戲劇領域裏的《長生殿》和《桃花扇》，小說領域裏的《紅樓夢》，都是如此。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時代，在這些作品裏，我們仍可看到《西廂記》的深刻影響。美好的理想之火雖然黯淡了，但未曾熄滅，無論在生離死別之間、激淚滂沱之時，都有它在隱隱閃耀。在已經不可能產生《西廂記》這樣的作品的時代，人們仍在狂熱地閱讀著《西廂記》，上演著《西廂記》，把它作為社會、人心的養料。例如，那位放達有趣、生不逢辰的金聖歎，就對《西廂記》傾注過極大的熱情，他用故意誇張的言詞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