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先天不足的電廠在九五年底第一次並網發電，比預計工期晚了兩個多月。當將他移交給廠方後，所有工程人員，包括我們這些新來者都大聲歡呼。我們慶賀自己終於有機會休息幾天，但誰也沒想到休息的時間如此之長。
九六年開始，本來不夠用的電能突然供應過剩。於是，國家開始壓縮電力建設項目。於是，作為剛剛為不再加班而歡呼的我，忽然發現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於是，每月工資單上再也沒獎金這一欄，並且，因為單位正麵臨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門“沒時間”給我們這些新畢業生做工資表，我們依舊拿實習生月薪，每月實收二百五十六塊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來肯定是捉襟見肘的。許多同事開始想辦法，有的托關係調走，有的主動辭職。我個人則找了份業餘時間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騎著自行車，從廣博學院騎到潘家園，風雨無阻。
總覺得，艱難時間很容易就熬過去。“難道國家還不發展了不成！”幾個技術人員坐在一處，如是給自己打氣。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門終於接了些小項目，我們終於可以不再兼職，每月總收入恢複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門憑借關係拿到一個大項目，全員歡騰。但與此同時，上邊傳來消息，若幹年內不再興建電廠。
那一年前後，上邊製定一條政策，“抓大放小”，母親所在單位恰巧屬於被放之列，以低於總資產十分之一的價格轉賣給個人。隨即，所有員工下崗，她的退休金從此沒有了著落。
春節回家，我拍著胸脯向母親保證，我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三千元，足夠拿一部分前來給她養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兩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難過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卻白做了。她為這個國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時經常加班加點，當時，國家對她們說是為了“四化”奉獻。她奉獻過了，但所奉獻的一切被掃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記得了一句話，“忍受陣痛！”
那兩年，大學學費翻了幾番，我慶幸，我已經畢業了。
那兩年，醫療費用增長了數倍，單位不再給非領導階層的職工報銷醫療費用，我慶幸，我年青，身體好。
數年後，我在西方的雜誌上學到了一個名詞，叫“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很多西方國家在麵臨經濟問題時，執政者會嚐試著這樣做。但他這樣做的後果是，其決策者會被百姓轟下台，一如澳大利亞的前總理霍華德和他所在的黨派。
您知道陣痛有多痛麼？您到底希望我們忍受多久？
為什麼忍受陣痛的，不是你們自己？！
我知道，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