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秋雨老師，我們在“閃問”中已經涉及當前中國文化中幾個可疑的“偽坐標”，也討論了其間的“枯燥文本”和“戲謔文本”，收獲很大。這也就產生了一種期待，能不能為“文化”下一個定義呢？
我知道這很難，因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義已經有兩百多個，都立足於特定的學派，拉扯得讓人勞累，而且有很多已明顯過時。中國當代詞典中的文化定義，把文化說成是物質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真是大而無當。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又把文化縮小成“文聯”“作協”所管的那檔子事，唱歌、跳舞、畫畫、寫詩等等，範圍又小得可憐。
您能“想”一個比較合適的有關文化的定義出來嗎？
答：
（笑）我倒是“想”了一個出來，寫在《何謂文化》那本書裏了。我想，任何好的定義，都應該切中那個最關人們痛癢的命脈。在文化的問題上，什麼最關人們痛癢？我發現，三十多年開放後很多跨國婚姻的破碎，大多出於同一個原因，叫“文化差異”。多年夫妻因“文化”而離異，但他們兩方都不是文藝專業。我想，這就是文化的命脈所在。
我參考了全世界那麼多文化的定義，終於“想”出了一個最短的，請你們指正——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作為定義，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成，二十二個字。加上後半句十四個字，總共也隻有三十六個字，已經構成複句定義。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問：
確實是一個明快、簡潔的定義。我覺得這個定義的二十二字主體容易理解，隻是對於後麵複句結構中的“集體人格”，含義不太清楚，能解釋幾句嗎？
答：
在文化的定義中引入“集體人格”，已屬於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級，估計多數研究人員也不清楚。我今天沒有時間把這個艱深的學術課題展開講，隻能簡單提一句，你們也就能大體明白了：中華文化的最後成果，不是別的，而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中國現代作家中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魯迅。他把集體人格說成是“國民性”，寫《阿Q正傳》《藥》《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體人格。這個問題，比魯迅大六歲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說得最深刻，可以讀讀他對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問：
魯迅所解釋的國民性，有很多比較負麵。您所說的文化，包括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也都有正麵、負麵的區別吧？
答：
對。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最後都提出要“改造國民性”，努力把人們引向正麵的集體人格。
在中國古代，儒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覺者”，道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響更大一些。你們如果要從集體人格上研究中國文化，我建議，可以先從“君子”入手。
問：
“君子”“覺者”“至人”，這些人格理想有沒有共同點？
答：
有。那就是大道。各個文化派別對大道的理解並不相同，但它們都認為天地之間有一種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價值，使人們活得更真實、更自在、更善良、更友愛。
問：
現在社會上某些熱門“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宮廷權謀、製勝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調地揚惡抑善。這一切，不都是對大道的玷汙和幹擾嗎？
答：
對。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斷論述著惡的深刻，善的淺薄；不斷展示著惡的痛快，善的窩囊。結果，有些文化課變成了讓人變壞的課。
問：
這是文化的墮落嗎？
答：
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隻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說，每個人隻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說“為仁由己”。在儒學後期，王陽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題，認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個覺悟者的起點和終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也會說“天良發現”“天地良心”等。這些說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與生俱來的道德起點，與天地大道相呼應。這也是中國哲學對人本性的信心。
問：
我們從小就聽說，人應該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師的說法，人的天性高於文化，是嗎？
答：
對。可以問問剛做父母的人，嬰兒的眼神、表情、動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汙染的人類學課本？因此，老子說：“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莊子認為，人們平日學到的東西，大多屬於“機心”，也就是機智巧變之心。這種東西一多，純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備，於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難於進入了。
問：
這麼說來，文化教育的終極意義很值得懷疑？
答：
正因為有些文化教育削減了人們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種文化教育來抗衡，讓人在更高意義上恢複本真。簡單說來，有人在堆積障礙，有人在排除障礙。但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人比後一種人更風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