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掌政後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國的製度，對此‘法外開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實所謂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開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為安撫地方軍閥用的招數而已，其曾賜李重進、苗傅、劉正彥等將領丹書鐵券，但賜丹書鐵券並非常製，且隨李重進、苗傅、劉正彥叛變事敗，自焚、被誅，鐵券也隨之被銷毀，鐵券之製遂不複存。因此在宋朝司法過程中，不可能出現丹書鐵券對抗尚方寶劍的戲劇性情景。
可見即便領了丹書鐵劵的人也並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趙匡胤的個人行為，其後再為出現賜丹書鐵券的好事發生。而據趙昺所知事實上宋人的法製觀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們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
太宗時，任開封府尹的許王趙元僖因為犯了過錯，被禦史中丞彈劾。元僖心中不平，訴於太宗：“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太宗說：“此朝廷儀製，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後，貴為皇子的趙元僖“論罰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護犯法的親信，陳州團練使陳利用自恃受太宗寵愛，殺人枉法，被朝臣彈劾，本應處死刑，但太宗有意袒護他，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趙普抗議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最後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陳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護不了犯罪的親信，何況免死金牌？
由此可見宋人的司法，並不倚重代表特權的權力道具，而更強調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論上，宋朝法官要讓犯死罪的權貴伏誅，隻需憑頭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沒有尚方寶劍。
而如潮劇《包公智斬魯齋郎》、川劇《破鐵卷》講述的世家公子魯齋郎自恃有祖傳的丹書鐵券護身，無惡不作，無法無天。為了能將其鏟除，最後包公隻好采用瞞天過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報文書上將“魯齋郎”寫成“魚齊即”，騙得皇帝核準死刑，批回文書，再改為“魯齋郎”，才將這個大惡霸押上刑場處斬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個‘二傻子’，其費勁巴適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畫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實中就像包公審案中訴訟兩方被帶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後整個過程都一直跪著及“那廝你怎麼不跪！”的戲碼在現實中都不會出現。
趙昺知道按照現代人的研究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幹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這一製度的設定，是為了“使涉訟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禮在宋代之後，含有卑賤、屈辱之義。事實上，趙昺當了這麼多年皇帝，臣僚們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禮，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禮，不過他們卻不能坐著，隻能站著聽自己訓話。而訴訟過程中有點兒像現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確定誰有罪的情況下’，隻能以嫌疑人對待，不會出現‘跪訟’的情況，當然也不會像現代給他們座位的。
這些當然也不是趙昺瞎說，而是有明文規定的。據官箴書《州縣提綱》規定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是：“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可見宋朝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著下跪的。
朱熹當地方官時，甚至還曾製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進一步的規範，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麵木牌，一麵是詞訟牌，一麵叫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須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