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前世的說法，皇帝是大地主階級和封建官僚的頭子。一直受到這種教育的趙昺也以為如此，但是皇帝當了十來年後，覺的由皇帝背這個鍋還是有點兒冤枉，按照他現下的理解皇帝與官僚們應該是合作與對抗的關係，且雙方並非是那麼和諧。
曆史上入宋後，趙匡胤定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後，士人的地位應該說才開始真正進入黃金期，而其也應與皇帝和平相處，可事實上在宋朝皇權與相權的爭鬥從來就沒有平息過，且愈發激烈，幾乎不可調和，甚至引發政治危機。當然其中也有進步的因素，因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個英明神武，反之卻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與士人間的對抗存在的原因其實也逃不出利益之爭的套路，因為皇帝代表的是國家，維護的是‘家天下’的局麵，這就要求其要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照顧各個階層的利益，起碼表麵上要如此。而士人階層中不乏有心懷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們卻也要通過維護整個階層的利益，來保證獲得所處階層的支持，更不要說士人中的敗類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論是為了富國強兵，還是個人享受，始終希望能通過土地獲得穩定和不斷增加的稅賦，維持國家巨大的開支，不希望因為土地兼並使得主要承擔國家稅賦的平民地主和自耕農破產；而宋朝‘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其實獲利最大的卻是士人階層，且從事兼並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現代的理解應該就是其家族有人當官的私人生產資料占有者，人們也常將這個社會的精英階級稱為“士大夫”，這個稱謂側重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則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
這個精英階級集政治、經濟、文化優勢於一身，既熱衷於各級領導崗位，又不厭其高地尋覓各種學曆，還擅長聚斂生產資料，可以說權、錢、文通吃。依托於強大的官僚機器的士大夫們，屁股一旦坐歪了，他們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體安危於不顧，放手兼並土地，大搞“原始積累”使得極少數豪強“富者連阡陌”，而越來越多的百姓“貧者無立錐之地”。
這種情況下，結果就是國家財政困難，隻能通過橫征暴斂來維持運轉，從而又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國家動蕩，威脅到皇帝對國家的統治。從這個角度講，趙昺以為‘隻有佞臣，沒有昏君’的說法，還是十分正確的。那麼當權者不論是昏君，還是明君，都不會任由被士大夫們恣意妄為，必然會實施打壓，君臣對抗也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
土地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作為以農耕為主業的平民百姓來說那幾乎與命相當，所以趙昺的土地政策自然要‘抑製兼並’，使土地無法通過買賣集中於官僚士紳手中，當然也有獲得穩定財政收入的目的在其中，否則他又憑什麼養活那麼多的官員，讓士兵們為他衝鋒陷陣啊！
從另一個角度講，皇帝要維護自己的統治，是站在士大夫一邊，還是站在百姓一邊。而趙昺無論是因為從現代帶過來的理念，還是出於鞏固‘新生’政權的目的，他必然會站在‘人民’一邊，通過為他們謀福利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
換句話也可以說，如果皇帝想維護社會穩定，就要製造階級矛盾，而趙昺討好廣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壓官僚士紳集團。其實這種手段很平常，當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長搞這個，比如他要證明強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說，如果沒有我們，沒有強大的皇權，你們怎麼能夠得到八小時工作製？
這是我們強大沙皇逼你們主人實行的。然後他又跟主人說，如果沒有強大的沙皇，工人組織工會你們怎麼能對付？我們就是幫你們對付工會的。他跟這兩撥人都說，政府是你們的靠山，而對工人說，你們的敵人是雇主，對雇主說，你們的敵人是工人。
趙昺的土地政策與這個邏輯差不多的。不過他以為自己的政策還是出於維護自己的統治，加強皇權，著眼於社會安定，也可以是所謂的‘可持續剝削’概念；而士紳集團則著眼於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國家大義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權重，對方卻是人多勢眾，若是不加以打壓，社會資產就會迅速向少數特權士人階層集中。且再也沒有能力遏製他們的發展，結果就會威脅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絕非空穴來風，當年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針對那些特權階層，可惜終究因為士人集團的勢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