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深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與蒙元的軍事鬥爭仍然是長期任務，想要速戰速決是不現實的，後世的明朝直至滅國也未能完全消滅蒙古殘餘——北元，蒙古最終還是滿清依靠打壓與和親才最終讓蒙古人臣服；另一項任務就是維護國內的政治穩定，以實現長治久安。
當然，社會和諧是一步步建設而成，趙昺也知道是急不得的，尤其是經曆了南宋後期政治黑暗，朝政糜爛，官員腐敗，及蒙元入侵後的十年的殘酷統治。雖然民心思定，但是要想改變長期形成的畸形政治，仍需要一係列的政治改革和政策的調整。
趙昺如今精簡機構，調整州縣，甚至壓縮皇室成員的待遇，自己也長期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皆是從政治角度安全的高度出發。推行新的土地政策，實施按口授田，同樣是努力保證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因為他明白，曆史的教訓是，凡是發生重大政治安全問題，一定是土地出現了不良狀況。漢朝的滅亡如此，後來王朝的滅亡也多是如此。
通過法令使朝廷掌控的土地，趙昺首先要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其次分給土地少的農民，將官田租賃給流民，打壓士紳地主，以意誌土地兼並。即使發生農民違法的事件，也不會沒收農民的土地，從而保證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如此一來可以惠及大多數人，收攏民心，而吃飽穿暖的普通百姓也就不會去想著造反了。
不過趙昺在實施惠及普通百姓的政策後，他從反饋回來的情報來看發現百姓們對北伐依然持反對態度，這讓他百思不得其解。起初他以為是百姓們擔心由於戰爭使軍費增加，從而導致朝廷增加稅賦，頻繁征發夫役，使得自己的負擔增加。
但是當前通過改製，趙昺已經通過減免和剔除苛捐雜稅極大的壓縮了稅賦，又通過組建輜重部隊減少夫役的征發，且軍費開支也多是來援於貿易和商稅，並沒有過於影響到民生。而他明白若是北伐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僅征募兵員、夫役受到影響，也會引發民心動搖，導致朝廷根基不穩，難以有精力去麵對戰爭。
趙昺在請教了諸多臣僚，還通過事務局了解民情、民意，現在也逐步弄清了原委，知道自己又背了曆史的黑鍋。按照曆代的體製，朝廷就是不容富裕地區有積累的能力，基本要把它榨幹榨淨，除了滿足帝王的窮奢極欲外，也是防止富裕的地方財力增加，導致出現軍事割據勢力。也就出現了富裕地區起運的比重大多嚇死人，地方財政沒有什麼錢的窘況。
唐宋之後，江南得到了極大的開發，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逐漸取代北方成為稅賦的重要來源地，因此江南曆朝曆代的賦稅都非常重，既是最富庶的地區，也是受‘懲罰’的地方。所以說實在，他以為中國古代的朝廷不怎麼關心產出，但是關心漕運，實質就是把糧食和財富運過來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北方人入侵江南可以獲得極大的財富，這也北方發動戰爭的動力之一；南方人不願北伐，願意割據自守也是不想背上北方沉重的財政包袱。趙昺也就可以理解，剛剛經曆過蒙元統治時期竭澤而漁似的強征暴斂後，百姓們不免擔心北伐後，政治重心北移，就必然需要江南不斷的輸血，從而改變當下實行的輕稅薄賦的政策，重新加重稅賦。
再有一個矛盾依然是老調重彈——文武相爭。趙昺現在有了更大的舞台，也可以讓他以更高、更大的視角來審視曆史，去理解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他發現其實中國古代常說的文官，本質是作為國家運轉作為重要的官僚集團。
在這種視角下，無論是杯酒釋兵權，還是後來的禁軍製度和重文輕武，實際上本質都是一種將軍隊直接置於中央皇權和官僚集團手中的行為。這種行為不僅是為了避免唐末藩鎮割據，同時也能讓朝廷可以更加有效的製定軍隊的發展戰略，不過理論和實踐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由於中國的科舉選拔將學術研究和政治知識和軍事類完全分開，也因此宋代無論是在軍隊結構、訓練，乃至指揮調度等方麵，經常是槽點滿滿。與此同時，宋代還麵臨著北方遊牧政權的長期威脅。充滿問題的軍隊，自然難以有效抵抗外來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