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麟之言，往好處講是金玉良言，是給趙昺一個提醒，要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做出過激的行為，從而引發朝中動亂；若是趙昺心眼兒小點，那就會理解成對自己的威脅，不要成為士人們筆下遺臭萬年的昏君。這話要是別的皇帝可能還真有所顧及，擔心史書上留汙。
不是有人說唐太宗之所以開創了一個盛世，就是因為其奪權是逆取，朝廷在修撰《晉書》的時候就有些議論傳到他的耳朵裏，讓人一聽就知道是在談論貞觀之治和玄武門之變。唐太宗為此感慨，言稱真是不懂人心為什麼會這樣？對一個人做了一件壞事會記得這麼牢，做了很多好事卻總是記不住。而他要改變曆史對自己的記錄，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為自己樹碑立傳。
但是趙昺不怕，他明白世上沒有完人，一輩子不可能總做好事，也不會讓每個人都擁護。也知道無論是誰都會被曆史遺忘，在他上輩子提起唐太宗可能隻是出現在曆史課本中，可能都沒有其那個傻兄弟出名，而被曆史上認定的奸佞反而被平反，被人們時常提起。所以他還真不在乎史書上怎麼評價自己，是明君是昏君豈能是幾個所謂的名士能夠評判的。
趙昺也並不否認儒士們對中國文化做出的貢獻，尤其是在宋朝士人取得的成就。宋儒再次開啟了曆史文化溯源運動。這次運動出現了很多極其聰慧光芒四射的大學問家，那便是北宋五子為代表的宋儒天團，他們創造的曆史，與唐儒相比，那是欺負唐儒。和漢儒相比，也隻能顯得其更加的璀璨，也更為出色。
但是，趙昺以為宋儒們的路似乎走的有些偏，並且越走越遠逐漸偏離了儒學經世致用的本旨。出現了體係化，本體論化的特征。也就是說，宋儒的理學，更像是柏拉圖的那種類型的思想，而不太像老莊孔孟的那種思想。他們的工作雖然很出色，但是卻似乎用力過猛拔斷了源頭的那顆根。以至於後世的幾朝，再也無法發起文化溯源運動，使儒學失去了活力，變的故步自封，走向了狹隘和偏激。
不過隨著儒學在宋朝占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導地位，儒士們也開始膨脹了，產生‘以我獨尊’的想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左右國家政策的製定，參與權力的爭奪，甚至挑戰皇帝的權威，並開始排斥其它學派的思想。儼然已經成了控製國家的幕後集團，要將皇帝虛化。
要趙昺說此時的儒士們有了主人翁思想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樣是作死的行為，他們忘了自己的權力是來自於誰，忘記了現在仍然是君權社會。且的他們的思想中有了許多的不合時宜，比如儒家講的倫理靠的是人的自律，這當然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有許多問題和情況不是靠自律能解決的，因為人有趨利的本能，於是便需要有法製來限製和監控官僚們行政過程中的行為。
適者生存這是常理。儒士們在經過唐末和五代十國的動亂後，也意識到必須要順應曆史的發展，才有了對儒學的重新闡述，並對其它教派的理論進行了融合。而他們在宋初也並不否認司馬談在《六家要旨》提出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觀點，認識到儒法兩家在社會治理上各自的視角不同，服務的對象則是相同的，它們之間在觀念上有差異，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但殊途同歸。
趙昺以為這是對的。儒法二家隻是視角不同，觀念上有差異，但目標是一致的，從結果上看也是相輔相承。從統治者的角度講，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亂世的時候，為了治亂，故要有重典，偏重於法家的思想和法術。在治世，則偏重於儒家，比較強調人的道德修養。這一切都因時因地而異，走極端隻是一時的需要，過去了又會返正。
而儒士們忘了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同樣深諳此道，官大了，權重了，往往指揮不動了，它自成體係，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況不明，何以製之。而君王在一個人無法對付那麼多在位權重的大人物，那他的做法就支持小人物起來造反，讓小人物作撬棒，以觀大人物的動向。
如果大人物收斂聽話了，便到此為止；如果不聽話，那就放手讓小人物去作梗，打壓大人物的威風，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無恐，自能領悟君王的意圖，盡心盡力，君王則能利用這種關係，謀求權力結構的平衡；如果小人物出了問題，或者當局麵臨難以收拾的局麵時，那對小人物可以棄之若敝屣，或作為替罪羊，那也無礙大局。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於無奈，隻因大人物不聽號令和指揮而已，而小人物則寧可肝腦塗地，為君主所用，則也為以小製大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