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琦在報告中稱新收的江淮之地，由於在宋室南渡後一直處於敵我交鋒的前沿，得失頻繁，邊界也是屢次變動。且由於戰爭，百姓的稅賦和徭役都十分沉重，生活困苦，以致百姓對於朝廷的歸屬感降低。此後蒙元南下江南失守，而兩淮地區作為其人為劃定的南北分治的界線，也實施了不同的政策進行管理。
如此一來，兩淮地區也成為蒙古貴族的封地，來自北方的大批投下戶南遷於此，他們在此屯田和開辟馬場。而為了防範南人，又有大批蒙元漢軍屯駐於淮南地區。從蒙元軍隊編製來說，其鎮戍軍屬於地方軍隊係統，在‘內外相維’的原則下，蒙元統治者在全國各地派駐鎮戍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調兵屯守之製’。
基本格局是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軍戍淮河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間或其間。排列也基本是遵循民族等級的順序。分布在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兩個蒙古軍都萬戶府是用以北捍中書省之地，南禦長江沿岸諸行省，構築其中書省南部的軍事防線的主力，在兩淮地區分別派駐漢軍、探馬赤軍及新附軍。
由於北伐過程了，蒙元兩個都萬戶府大部在江東被殲滅，宋軍迅速進入兩淮地區，導致居住在兩淮地區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北人來不及北逃，留在了兩淮地區。這些人過去就是蒙古貴族的投下戶，漢軍軍戶及掌管蒙軍留守人員的奧魯府。
所謂軍戶製，就是由國家強行指定一部分承擔兵役義務，這部分居民的戶籍與其他百姓分開，另行管理。元廷對軍戶戶籍控製十分嚴格，除貧乏無丁者得以放罷為民和為朝廷服務的特殊技能者可以免除軍籍外，其餘民戶一旦被簽發為軍戶，即要永遠出人服兵役。不得更改，父死子繼，世代為兵。
蒙元的投下戶大致可分為三類，即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在兩淮地區的主要是五戶絲食邑戶和投下私屬戶，五戶絲食邑戶主要指窩闊台分封及蒙哥和忽必烈在漢地進行分封的戶口。除由投下領主派遣達魯花赤和通過官府轉交五戶絲外，他們主要是與朝廷設置的官府發生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對領主的依附性很弱。
投下私屬戶則指諸王投下的通過擄獲、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戶，他們被稱作“怯憐口”，意為家中兒郎。他們是朝廷“大數目”以外的人戶，屬投下戶籍。朝廷對這類人戶雖然也要進行管理並規定，諸王公主駙馬的投下私屬諸色人戶，無論附籍漏籍都必須是官司明文分撥隸屬各位下戶數。
但是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種漏籍、析居等人戶作為私屬戶的現象嚴重，官方也無可奈何。他們主要承擔投下領主的賦役義務，不納係官差發，專為領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憐總管府或提舉司，管理投下私屬戶。分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鷹房戶、投下斡脫戶、投下種田戶、怯薛校尉諸名色。
由於蒙元朝廷的如此安排，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兩淮地區當地的人口結構，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麵，比之在江南漢人占據絕大多數的形勢也要複雜的多。其中軍戶和奧魯營所屬家眷皆可視為預備兵，且他們的親人在戰爭中或死或傷或俘，因此對於宋廷是充滿仇恨的。
而蒙古貴族所屬的投下私屬戶也並非都是受到壓迫和盤剝的奴戶，其中因賦役名色及其與領主的親疏，各種投下專業私屬戶的待遇也表現出多樣性，因而許多人對領主具有很強的依附性，而宋廷的占領使他們失去了諸多的特權，所以也對宋廷持敵視態度。
濠州地跨淮河兩岸，與壽陽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乃是軍事重地。此地煤鐵礦產豐富，又有多條河流經過，南部為山區，中部為傾降平緩的崗丘，北部為沿淮衝積平原，即可耕種，又能作為牧場。入元後升為府，不僅屯駐有軍隊，還成為蒙元貴族的封地，在此屯田牧馬。
因此田琦認為正是濠州的特殊性，使得民情極為複雜，那些蒙元時期的受益者並不甘心，麵上順服，私下中卻設法生事。從此來看，知州張頌所采取的措施並無不妥，通過對蒙古貴族及其依附者進行打擊以穩定政權。但是他還是輕視了其在濠州的勢力和影響力，對他們的暗中活動失察，又沒有對初露端倪的動亂缺乏警惕性，導致謠言一起，形勢頃刻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