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王應麟見陛下陷入沉思，便告退而出。而王德看小皇帝發呆，也是習以為常，悄悄收拾了東西，退到車廂前間，放下帷幔獨留陛下在那苦思。
趙昺清楚如何避免軍隊專權，形成割據勢力，應該是伴隨著王朝興起的千古難題。周朝分封諸王治理天下，結果是諸國分立，群雄爭霸；秦朝滅六國，統一天下，改分封製為郡縣製，以避免國家分裂。而漢朝在繼承郡縣製的同時，又實行宗王分封製，壓製地方政權，參與行政，以此來保證國家的統一，可宗王叛亂伴隨始終，統治者在分封與削藩中苦苦掙紮。
唐朝再度統一國家後，以官員治理地方，藩鎮駐守邊疆，宗王不再分封到地方，避免其掌握實權威脅到中央政府。但依然沒有逃脫藩鎮帶來的大軍團危機，直至發生‘安史之亂’，晚唐統治者在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中重構藩鎮空間機構與權力結構，清除了關中、江淮、河南藩鎮舊有勢力。
不過趙昺清楚這一政策，並沒有能完全化解危機，朝藩矛盾的主線依舊沿著這條唐廷與原邊鎮勢力的矛盾在發展。隻是由於唐廷已於內地普設藩鎮，原來的東、西兩大軍事集團已被打散，所以朝叛衝突不會再像安史之亂時期那樣劇烈，這正是唐廷經由安史之亂，通過重構帝國空間結構所取得的教訓。
此後曆代唐朝皇帝，延續著打壓這些舊有邊鎮勢力的政策，雖然代宗、德宗、憲宗諸帝削弱這些軍團的方式和程度還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亂時的肅宗，他們都要更主動積極。至少在主觀上，他們已經會將朔方、四鎮北庭、平盧、幽州這些原先的邊境勢力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不管它們是曾經的叛亂者還是平叛者。
同時，上述諸帝對這些舊有勢力的打壓，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權威的努力結合在一起的。早在打擊關中三大派係之前，唐廷就已經開始著手發展神策軍，並且逐漸在關中構築起了一種神策軍鎮與邊鎮互相配合和製約、並且盈縮有度的多維度空間結構。
宋朝在這點上也是采用了這中方式，通過構建中央控製的大禁軍來遏製地方廂軍，同時又以廂軍來鉗製禁軍，達到趙匡胤所設想的力量平衡，即‘地方軍隊作亂，則以禁軍進行鎮壓；而禁軍叛亂，則調地方廂軍勤王’。以此來防止武將實現地方割據。
但效果似乎不盡人意，由於初期廂軍戰鬥力羸弱，難以保證邊境的安全，宋廷實行‘更戍製’，調集屯駐在京師周邊的禁軍戍守邊境。以駐泊、屯駐、就糧等名目，將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內外輪換，定期回駐京師。為防止將領專權，朝廷臨時任命戍軍統兵將官，造成兵不知將，將不識兵，易於控製。
不過更戍法卻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導致宋廷在邊境戰爭中屢屢戰敗，使得神宗時不得不罷廢更戍法。禁軍的衰弱，守備邊境的任務就更多的落在了邊境地方部隊身上，而邊軍的戰鬥力也遠超禁軍，以致國內發生動亂或者大的戰事發生，要靠調動邊軍來解危的窘境。
而唐廷的‘揚朝抑藩’政策，在憲宗元和末年，隨著唐廷對關中、江淮、河南藩鎮舊有勢力的清除，藩鎮危機基本宣告結束。而危機結束的表現之一，就是藩鎮空間版圖在元和以後基本穩定了。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這也是“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表現。但是，這些唐廷朝命的官員實際上並不構成藩鎮未來發展的主導力量，取代舊有大軍團勢力轉變成當地的基層勢力而已。
而宋朝在這方麵做得卻比較成功。北宋建立後，趙匡胤就采用趙普的‘收財權、遣流官’的策略，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先解除了地方節度使的兵權，又將財權收歸朝廷。這樣地方軍閥沒兵沒權想造謀反也沒有了實力和財力。
同時宋廷通過科舉製選拔官員到地方任職，並定期輪換，不讓官員在一地長期任職。科舉製使選拔官員的渠道拓寬，使地方門閥世家趨於消亡，士紳階層得以崛起。而流官製又使官員不可能在某一地長期任職，也就限製了與地方勢力聯合，避免割據勢力的形成。
不過這個曆史在南宋又重演了一次，隻是這次手段激烈，為世人詬病。在靖康之亂後，中央禁軍基本被打散，趙構以自己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元帥府兵以及各地的勤王大軍為基礎建立了“禦營司”。當時的嶽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以及四川的吳階分別領其中一軍，並改名為“行營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