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墩的一席分析，雖未能涉及本質，但能從各方麵對形勢加以評論已經是難得，也得到了趙昺的刮目相看。如今其不再是那個耍賴撒潑的混小子，經過多年在侍衛營的曆練和在武學中的沉浸，有了一位儒將的潛質。他接下來又對其的評論做了補充。
從蒙元方麵來講，當下蒙元的軍製和衛戍製度越來越受製於經濟製度、內外政策和政治局勢的製約，而隨著草原宗王軍的南下，並代替趨於崩潰的侍衛親軍，承擔起主要作戰任務。那必然會導致蒙元政局的動蕩，而本已行將崩潰的經濟也會愈加惡化，進而導致政策的轉變。
蒙元草原宗王製度看似是古時分封製度的延續，其實還是有差別的。自成吉思汗起兵發動統一蒙古的戰爭，實質是一場遊牧民族融合與吞並的戰爭，其通過拉攏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領得以不斷壯大，然後通過征服和掠奪其它部族壯大，並將這些部族強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隊或萬人隊整編建製。
成吉思汗再通過分封和賞賜給他們劃定草場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戶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們捆綁在劃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著他們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數量，把他們嚴絲合縫地塞入這架戰爭機器之上。通過多次征調作戰的行動，一步步加強對遊牧部落的掌控。
隨著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實就已經開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國趨於獨立，蒙古帝國更像現代鬆散的聯邦製國家。而隨著攻滅金國，圍繞著汗位的政治陰謀帝國進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漢地兩方勢力。在忽必烈憑借漢軍的支持奪得汗位後，這種分裂已經實質化了，與四大汗國的關係更加疏遠，統一不過是名義化了。
忽必烈改製建元，實際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兩個統治中心，實行兩種政策進行管理，一個依舊維持舊製的漠南漠北地區，一個是不完全漢化的漢地。在滅宋後，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經濟拉攏和軍事打壓兩種手段對草原進行統治。
到了真金繼承汗位，趙昺發起複國之戰，一舉收複江南，搶了蒙元的錢袋子。而北伐之戰重創了蒙元漢地的駐屯軍軍隊，尤其是視為心腹的侍衛親軍，等於打斷了真金的脊梁骨。當下不得不調宗王軍南下勤王，而又無法支付其軍費，隻能再次‘分封’諸王，讓他們在封地上自籌。
在趙昺看來，真金這一手是臭棋，他雖然暫時解決了因為財政困難，朝廷無力支付軍費的問題，但取得了經濟自主權的宗王們恐怕就不會那麼聽他這個大汗的話了。且此舉使朝廷直接控製的地盤萎縮，行省製度崩潰，失去了大量的稅賦來源，自顧不暇之下對草原的控製力也會進一步下降。
加之請神容易送神難，朝廷勢衰，大汗威信減弱，那些進入中原的草原宗王軍一方麵會與朝中的臣僚們勾結謀取利益；一方麵占地為王，各自形成割據的形勢。而草原上的規則是拳頭大的說了算，會為了利益和地盤明爭暗鬥，甚至相互征伐，各自為政。
這些變化有必然對蒙元的製度產生衝擊，尤其是投下製度。蒙古初期、諸王、貴族、軍將把從中原和西域所俘虜的人口遷至蒙古草原，視為奴屬，各置聚落安置，進行農業或手工勞作。其後因俘虜人口過多，在中原的統治又已逐漸確立，於是諸王、貴族、軍將便把他們在漢地所俘虜的人戶就地安置，派官員管領，不屬州縣。
窩闊台即大汗位後，兩次對中原戶口進行清檢、登記，又把所籍的中原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和軍將，作為采邑，通稱為投下。他同時接受耶律楚材建議，封主在封地內設達魯花赤管領，其應得租額由政府所置地方官吏負責征收，然後由朝廷分別支付。
但是這些規定在當時沒有也不可能貫徹執行，因為封地是世襲的，封戶隸屬本主，不得遷徙出離。蒙哥在位時繼續進行分封。元朝建立後，中央集權製度得到加強，忽必烈繼續執行窩闊台時投下舊製，並做了某些改進，將封戶每五戶出絲一斤提高為兩斤，對於封主在投下內的一些特權和不法的征斂剝削進行了某些限製。
將軍站事務剝離，則不屬投下，漢人軍將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銷。滅宋以後，又就江南州郡進行了分封，封主對封地的控製似稍減弱。封戶納鈔，每戶中統鈔五錢，後加至兩貫，由政府統一征收，再付給封主。但是諸王貴族在封地內擅招人戶，濫行斂括的現象一直很嚴重，卻也是貴族們重要的斂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