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可能興起的蝗災，趙昺有些束手無策，畢竟除了那些‘偏門左道’，他並沒有這方麵的經驗。而以他所知中國曆史上蝗災被有效控製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曾花了大力氣查明蝗源地，之後通過修水利、墾荒等各種方法，徹底把這些地方改得不適合蝗蟲產卵，再加上推廣藥械才逐漸讓蝗災成為了現代的年輕人“聽過沒見過”的東西。
不過趙昺也清楚蝗災在曆史上肆虐已經幾千年，曆朝曆代肯定有治理的方略，這些方法即便不能徹底消滅蝗災，定然也能遏製蝗災的擴大和蔓延，於是他命秘書監查閱史書，走訪民間，盡快整理出一份滅蝗的相關資料供自己參考，起碼讓他有個感性的認識。
與此同時，趙昺也要求三省拿出治蝗的方案，並由戶部牽頭，各部配合盡快著手實施，爭取將蝗災控製在一定範圍內，減少損失。且要做好一旦抗災失敗後的處置工作，及時賑濟災民，防止形成流民潮，導致災情四處蔓延，引發動亂。
秘書監別看人手少，但是個個精明能幹，趙昺的口諭一下，幾個司的人員分工合作，立刻全心投入，查找史料，走訪相關人員，僅用了一天兩夜的工夫就整理出了一份資料，比省部先一步送到了送到了他的案頭。
趙昺看過還算是滿意，其中對於曆史上蝗災的記錄還算詳細，但是對於如何治理方麵卻比較簡略。他對此倒也能理解，畢竟他們的學識和經曆方麵也有局限性，不可能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和親身體會，所以隻是摘抄的史料和親曆者的敘述，不過這些對於當下也夠了。
按照他們呈上的資料所言：作為擁有悠久農耕文明的農業大國，華夏先民們早就對蝗災有所記錄，並開始探索治理之道。最早關於蝗災的記載，出現在《詩經·螽斯》篇中的“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而“螽”古語中即為蝗蟲。
最早出現在史料中關於蝗災的明確記載，出現於《春秋·桓公五年》中，“秋，大旱，螽。”在春秋時代，史書有著“凡物不為災不書”的慣例，因此史官將其記入史冊，可以推斷當時的蝗蟲已成大災。而在那個記錄統計尚不完善的時代，有明文記載的蝗災就有十二次。
進入秦漢以來，農耕文明的發展，是曆朝曆代對蝗災都有了愈發重視的態度，在史書中對蝗災及其治理方式都有了更加詳細的記載。從史籍中來看，幾乎所有史書中都有關於蝗災的詳細記載，而且是朝著越發詳細的方向發展。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國家動亂，史書中缺少相關蝗災的記載，但在南北朝的史書中仍可見蝗災的相關記載。《宋書·五行誌》：晉懷帝永嘉四年“大蝗，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可見此次蝗災之大。
自隋唐以來，政府製度愈發健全，對蝗災的記載和治理也越加詳細和強勁。《舊唐書·五行誌》：“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糧。”在唐代，對蝗災的治理也是下了大功夫的，而且以蝗蟲為災年之糧，也是自唐代開始。
但趙昺也發現了一個曆史分界線，在唐代之前記錄蝗災的有之，但治理蝗災的方法卻鮮見。且這條線也可以作為兩種學說的界線。前時的古人以為世間的一切都是上天對下界不滿的懲罰，隻能歸咎於上天責罰，天降蝗蟲。
受此觀點影響，古代社會始終有一種聲音認為是道德的缺失觸怒了上天導致上天降災於人間。是故，人就想通過祭祀的辦法打動上天，消滅災害。所以每當發生蝗災的時候，百姓就會經常祭拜“蝗神”，希望災害消失，將命運係於鬼神，。
那麼作為統領天下百姓的皇帝，他們的做法又會是什麼？因此統治者通常將蝗災視為上天的懲罰，要想免除蝗災隻能靠檢討自己執政不力來消除，甚至不惜頒布罪己詔來消災避難。所以他們采取了放任蝗災坐視不管的天命主義，在抗災上消極應對，隻在救濟災民上下功夫，不思如何治理蝗災。
但這樣的做法並沒能讓蝗災受到絲毫減弱，反而讓農業生產和百姓生活遭受了嚴重的損害。史籍中也有載：“太宗在苑中捉蝗，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遂吞之。”但其還隻是處於憎恨的階段，並沒有采取得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