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盧颺將後世的經濟學、財政學原理搬出來忽悠兩人後，兩人聽了之後對明朝的財政和經濟便有了新的認識。
吳國禎聽了盧颺說的要重視工商的理論之後，頓時大覺遇到了知己。
雖然晚明時期工商業已經有了初步繁榮的景象，商人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士人家庭基本都經商，互相交往也不忌諱談論商業。
這在盧颺看來是個好的苗頭，但在吳國禎看來，商人的地位比之士大夫還是不夠，特別是一些家中沒有出舉人進士的商賈，麵對官員之時，底氣還是不足。
盧颺提出朝廷要保護商人的合法財產，當然商人也應該為朝廷繳納稅賦，而朝廷再用商人繳納的賦稅來發展公共事業，特別是要發揮賦稅“劫富濟貧”的平衡作用，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讓百姓有更多的閑錢來購買商人的商品，商人便也多了收入，然後再多繳稅，如此便形成一個合理的閉環。
這是吳國禎和孫傳庭第一次聽到有人從如此角度來闡述朝廷、商人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朝廷賦稅需要“劫富濟貧”的觀點。
而且這個觀點不僅新奇，關鍵還非常有道理。
特別是盧颺舉了曆朝曆代農民起義的例子，說朝廷如果不能為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溫飽，朝廷的製度發揮不了財富的二次分配，導致窮者俞窮、富者愈富，那身無分文的百姓也不憚於直接掀桌子了。
晚明時期的文人都喜歡批評朝政，盧颺對於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看法，也並沒有讓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覺得不妥。
一路聊一路走，五天的功夫，三人便就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改革有了一個初步的看法，當然這個看法主要是盧颺提供的，吳國禎和孫傳庭隻是提供了一些明朝此時的實際情況。
在盧颺看來，晚明農民生活困苦，朝廷要對農民適當減稅，至於減免稅賦的尺度基本與農民投獻舉人士紳所要繳納的掛靠費相當，便可以解決投獻之風。
雖然對農民征稅的稅率降低了，但征稅的稅基廣了，對於朝廷來說損失也不大。
此外還要改革朝廷的征稅方式，將實物征繳方式統一為繳納銀錢，降低征稅成本，當然在這之前，還需要改變大明的貨幣體係。
按照盧颺的想法，大明可以實行銀本位製度，由朝廷統一鑄造固定麵值的銀幣和相關輔幣，並保證其幣值穩定，然後讓百姓統一用銀幣繳稅，甚至勞役也可以折銀。
當然，盧颺改革大明財政賦稅製度的最重要一環則在於改革商稅。
取消各地水道陸路和城門的鈔關稅，改為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流動的小商小販則免於征稅。
盧颺列舉了對固定營業場所征稅的好處，稅基穩定，且便於征收，當然稅率也要相應提高。
“那依照少卿之意，那大商戶豈不是成了納稅的主力。”
吳國禎家裏便是大商賈，所以對於盧颺的觀點有些不認同。
“商賈繳稅與農民不同，商賈繳稅的銀錢來自於購買貨物的百姓，商賈繳納的稅率高，便會將其加到貨物的售價中，所以對商賈征稅，其實還是對百姓征稅。”
流轉稅的概念也不難理解，盧颺稍微已解釋，吳國禎和孫傳庭二人便知道了。
“若是按照這套征稅機製，百姓看似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但其實歸根結底還是他們在繳稅，比如買醋的商賈今年多繳了十兩銀子的稅，那這十兩銀子其實不是商賈出的，而是買醋的百姓出的，但是百姓卻不知道而已。”
“而且，百姓因為直接繳納的賦稅少了，手裏的餘錢便多了，買東西的欲望便也大了，其實最後還是商賈收益。”
對於盧颺這種經濟循環的觀點，經過一路上的不斷熏陶，吳國禎和孫傳庭也理解了許多。
“財富需要在大明的每個百姓身上流動起來，要形成循環，不能單線流動，要循環流動，如同水一般，而朝廷便是那水車，對於流動不暢的地方，加以幹預，這才是朝廷財政賦稅製度應該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