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常發展的進程，使黨探尋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遭受新的挫折。
這10年間，我們黨由於毛澤東對於國內外形勢作出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的指導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這個錯誤，並把它推向極端，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政治上的大破壞、思想上的大混亂、經濟上的大倒退和文化教育上的大摧殘。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對於“左”傾錯誤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批判，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艱難曲折的鬥爭。這樣，使得“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新型雜交水稻的育試和推廣等等。”當然，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一）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經濟建設開始逆轉
從1961年開始，中共中央為了克服“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極端困難，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用了五年的時間，使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各條戰線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麵，展示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前景。
第一，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
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發展，在1964年12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實現上述第一步任務的一個關鍵時期。”這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確定了正確的戰略目標。
根據上述戰略目標，1964年開始著手研究和編製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4年5月，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和國家計委、國務院農辦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農業發展計劃的初步設想。當時，就明確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其次，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再次，為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的需要，加強基礎工業，繼續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增加產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商業、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使國民經濟有重點，按比例地向前發展。這個計劃設想,??貫徹了以農、輕、重為順序，把解決人民吃穿用放在第一位，兼顧了國防建設的精神，這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但是，由於當時美帝國主義擴大侵越戰爭，和毛澤東對於戰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因而一再強調必須積極備戰要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並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因此，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多次談話的精神和各大區的意見，1965年9月擬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草案，經中央討論基本同意。
這個草案，實質上是以備戰為中心的計劃。突出強調加快內地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集中力量盡快地把內地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使之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後方。
這個草案，提出了“三五”期間的主要指標：基本建設投資總規模為850億元，其中內地投資360億元，占總投資的43%。1970年糧食4400億斤至4800億斤，棉花4400萬擔至4800萬擔，鋼1600萬噸，原煤2.8億噸至2.9億噸，原油1850萬噸，發電量1100億度，木材3700萬立方米，水泥2000萬噸，化肥1800萬噸，棉紗900萬件，鐵路貨運量7億噸。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2700億元至2750億元，每年遞增7%左右。農業每年遞增4-5%，工業每年8%，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財政收支各3050億元。
這個計劃草案，在主要指標和發展速度上是留有餘地的，重視內地建設是必要的；但是，總的傾向突出備戰。這同當時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緊迫性作了過分的估計有著直接的聯係，導致對內地建設要求過急，投入過多的力量，搞得過於冒失，特別是由於林彪提出“山、散、洞”的口號，使內地建設造成更加嚴重的後遺症。
根據第三個五年計劃總的部署，1965年10月至11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貫徹積極備戰、加快國防工業和內地建設的方針，討論和安排了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確定了鋼鐵、煤炭、電力、石油、機械、化學等項工業建設重點；規定了本年度的主要指標。
1966年基本建設投資155.7億元，計劃施工的大中型項目846個，計劃遷建項目152個，其中繼續遷建的61個，新遷建的91個。國家財政收支各510億元。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指標：糧食3900億斤至4000億斤，棉花3900萬擔至4000萬擔，鋼1300萬噸，煤炭2.39億噸，化肥1065萬噸，發電量750億度，原油1300萬噸，木材3192萬立方米，水泥170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112億至2122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10%至10.5%，其中農業總產值600億至610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5.3%至7%，工業總產值1512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1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709億元。對外貿易出口總額21.67億美元，進口總額23.2億美元。
196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和下達了這個計劃。
1966年初，在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機關積極組織各行各業，努力實施本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國務院重視抓緊農業和人口增長這兩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196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批發了衛生部部長錢忠信關於計劃生育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肯定了幾年來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指出如果繼續保持目前27.8%的自然增長率，則我國人口的增長將是很快的。這就會給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不少的問題，對吃穿用等經濟計劃有很大的影響。“三五”計劃草案提出到1970年全國人口應控製在8億，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各地應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1962年12月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認真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努力使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人口的增長幅度繼續下降。
196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的通知》，確定把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八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業，作為農業戰線上的一個戰略主攻方向。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由周恩來擔任組長。毛澤東在1966年2月間，就多次談到我國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他主張要抓緊從今年起的15年，各省、市、自治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從1956年算起），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隨後，同年7月，武漢召開了農業機械化湖北現場會議，提出了關於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會議認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必須從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地方和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會議提出了農業機械化長遠規劃的初步設想和具體措施。
第二，“文化大革命”爆發對經濟建設的衝擊。
1966年上半年，整個國民經濟建設發展的趨勢是好的。同上年同期比較，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20.3%，鋼增長20.7%，原煤增長12.6%，原油增長28.4%，發電量增長20.3%，棉紗增長15.6%，化肥增長41.8%，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11.6%，財政收入增長15.7%，財政收入大於支出14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和施工情況良好。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必將使我國經濟建設沿著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健康前進。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打亂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常發展的進程，破壞了建國以來全黨和全國人民努力創造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從此，我國整個經濟工作陷入混亂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據。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在這些“左”傾錯誤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原則；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打倒的，正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和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是非顛倒導致了敵我混淆，敵我混淆勢必造成全國內亂。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乃至經濟領域等各個方麵，都犯了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10年內亂中，“左”傾錯誤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是：在經濟建設上，突出戰備，加強“三線”建設，仍然強調高速度，強調重工業，強調“以鋼為綱”；在生產關係上，繼續加劇“割資本主義尾巴”搞“窮過渡”；在人民生活上，凍結工資，批判所謂“資產階級法權”，鼓吹平均主義；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批判所謂“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錯誤是三年“大躍進”的“左”傾冒進在新條件下的翻版和惡性發展。特別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些“左”傾錯誤，並把它推向了極端：他們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歪曲為“資本主義化”；他們把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攻擊為“修正主義”；他們鼓吹“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謬論；他們叫嚷“寧要”工廠“不出產品”，農場“顆粒無收”，火車“晚點”，青年工人“不學文化”，也不要所謂“資本主義複辟”等等。是非竟被顛倒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所有這些，導致了對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極大破壞，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兩個綱領性的文件。“文化大革命”隨即在全國範圍展開，衝擊著正在健康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場運動，首先是從教育領域開刀的。1966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錯誤地認為，解放以來，高校招生考試的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是業務第一，分數掛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之始，就停止考試招生。接著，學校停課鬧革命，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一大批學校和教育部門的黨政領導幹部，把他們誣蔑為“走資派”、“黑幫”、“修正主義分子”。一大批教授、專家、教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遭到汙辱和迫害。他們不僅被遊街、抄家、強製勞動，而且甚至被毆打致殘、致死，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完全陷入混亂，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這場運動，迅猛地衝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行各業。從1966年8月開始，到11月間，持續數月之久，上千萬計當時的紅衛兵和大中小學的師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造成交通運輸嚴重阻塞和國家財政支出巨大浪費。據不完全估計，到1966年底僅鐵路運輸積壓的物資有1千多萬噸，汽車運輸、水上運輸同樣受到阻塞，大大影響各地生產建設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礦企業和施工單位因物資供應中斷而處於停工和半停工狀態。與此同時，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所謂破“四舊”的行動，嚴重衝擊各行各業和社會生活。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亂封亂砸商品和商店，衝擊外貿工作，衝擊銀行，動輒抄家捕人。當年冬，各省主管業務部門的領導幹部，一般都忙於應付運動和接待工作，或者受到衝擊，不能集中精力於生產建設工作；在工業企業大體有5-10%的領導班子陷入癱瘓。總之，生產指揮係統已經失控，不能正常工作，開始嚴重影響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正常進行。例如，我國工業集中的上海市，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工業生產中出現了事故增多、設備維修差、某些產品產量下降、生產技術協作中斷、基建完不成計劃、幹部放鬆生產和業務工作等等。這類現象不僅在上海出現，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波及全國。
針對這些混亂現象，1966年11月召開全國計劃、工交會議期間，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草擬《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即工交“十五條”）。(當時曾經強調工交戰線搞“文化大革命”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交企業要堅持8小時工作製，業餘鬧革命；職工幹部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的串聯。這個文件，作為防止“文化大革命”把工交生產繼續搞亂的文件，努力保證生產建設正常進行。但是，這個文件草案還沒有正式定稿，就被林彪當作“右傾”的東西受到批判，他無理地指責工交係統“有一條黑線”，要克服“右傾”，要搞“文化大革命”。
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但是文件中隻字未提工交企業要在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相反，卻主張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盡管還保留了要堅持8小時工作製度等規定，但允許工人串連，甚至必要時還可派少數工人來京向上級機關反映問題。這樣，工交係統的大動亂就不可避免的了。同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農村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大革命委員會”，采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這樣，廣大農村也開始了內亂的浪潮。
應該肯定，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是順利的，仍然保持著60年代開始全黨全國人民致力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下半年開始發生逆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還隻是開端。所以，整個國民經濟在這年裏仍然有相當的發展，完成和超額完成了196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工農業總產值為2534億元，比上年的2235億元增長13.4%，其中農業增長9.2%，工業增長35.8%。主要產品產量普遍都有提高，糧食4280億斤，比上年增加390億斤，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棉花4674萬擔，比上年增加479萬擔；鋼1532萬噸，比上年增加309萬噸；原煤2.52億噸，比上年增加1700萬噸；發電量825億度，比上年增加149億度；棉紗863萬件，比上年增加147萬件。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91億元。實際施工的大中型項目1186個，全部建成投入生產項目215個，新增加固定資產177億元。社會商品零售額732.8億元。財政收入558.7億元，支出541.6億元，收入大於支出，盈餘17.1億元。應該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爆發的衝擊，國民經濟建設必將會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全麵內戰中經濟陷入混亂（1967-1968年）
“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起來之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也鼓吹到狂熱的程度，在這樣的條件下，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乘機利用他們控製的“中央文革小組”，推波助瀾，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因此從1967年1月開始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惡性發展，使經濟建設陷入全麵混亂，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嚴重破壞。
1966年下半年，在已經開始出現全麵動亂的基礎上，1967年1月，在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一場奪權的鬥爭，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成為全國打倒一切、全麵奪權的開端，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惡劣的影響。曾被長時間肯定和頌揚的“上海一月奪權”，絕不是自下而上群眾奪取所謂“走資派”權力的革命行動，而是張春橋、姚文元策劃指揮、得到毛澤東認可的趁亂奪權的陰謀活動。從此開始，全國各地上上下下向所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總攻擊。
自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到1967年的“一月風暴”，曆時7個月，人們的視野逐漸打開了，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本來麵目。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活動，引起了老一輩革命家的極大憤慨；人們對於“文化大革命”已經帶來的災難，產生了無比的憂慮。因此，便發生了一場保衛黨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保衛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義鬥爭。這就是1967年2月間由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同誌發起的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對林彪、江青一夥進行麵對麵的鬥爭。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對這些老帥和副總理們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這樣，在所謂反對“二月逆流”的幌子下，刮起了“揪叛徒”、“打倒軍內一小撮”的妖風，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揪鬥、被打倒，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大部分領導人“靠邊站”，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陷入癱瘓狀態。林彪、江青一夥乘機篡奪了黨和國家很大一部分權力，“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從1967年1月上海奪權開始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20個月時間，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取代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林彪、江青一夥在各地“革命委員會”中，都安插了他們的親信。從此，全國陷入了一片混亂的局麵。與此同時，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為運動的主要方法，這是當時提倡的所謂“文鬥”。但是，在“造反有理”的幌子下，已經出現了“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虐待、毆打那些所謂“走資派”和“牛鬼蛇神”，這是運動之初出現的“武鬥”形式。1966年12月28日，在張春橋策劃和指使下，王洪文等一夥大打出手，製造了上海康平路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武鬥事件，開創了全麵內戰的惡劣先例，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首先，在上海整個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極度的混亂；接著，各地先後發生了一些大規模的武鬥，並逐步升級。
在武鬥日趨白熱化的情況下，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別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這個口號有很大的欺騙性，實際上是鼓吹武鬥的一個反動口號。
此後，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所謂“文攻武衛指揮部”、“文攻武衛戰鬥隊”等名目繁多的武鬥專業隊。1967年夏秋之間，武鬥事件急劇增長，武鬥的情況日益嚴重，不僅動用槍炮、修築工事、設置據點關卡；而且在極少數壞人的操縱和煽動下，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品物資、援外物資，炸毀鐵路、橋梁，攻奪武器彈藥庫、衝擊人民解放軍的駐地和領導機關，甚至打開監獄，放跑罪犯，殺人放火等等。有些武鬥嚴重的地區處於恐怖狀態，人民生活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整個經濟活動和社會秩序處於失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