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經濟問題，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開始，李先念代表黨中央作重要講話。會議印發了鄧小平、陳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講話、國家計委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說明。李先念講話，首次傳達了中央和國務院經過反複醞釀、慎重考慮之後，作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的重大決策，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講話中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調整的必要性作了詳盡的分析。應該肯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出現了一個全國各族人民多年渴望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爭取到了一個良好的、曆史上空前未有的國際環境；國民經濟全麵恢複發展的好形勢是過去十多年來所沒有過的，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李先念提出，“我們的經濟恢複既然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什麼還要提出三年調整的問題呢？這主要是因為，林彪、‘四人幫’長期幹擾破壞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危機。”李先念還指出：然而，我們對這種嚴重狀況缺乏全麵的、切合實際的分析，也由於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因此，“我們對順利的一麵看得多了，對問題和困難的一麵看得少了，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現在，我們主動地暴露矛盾，正視工作中的缺點，自覺地采取果斷、有力而又審慎、穩妥的措施，下決心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這正是有信心的表現，是為了更好地前進。講話還具體地說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及其原則措施。李先念指出：“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我們這次提出進行經濟調整，就是要認真貫徹上述的指導思想，實現以下的主要任務：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麵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積極而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製，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繼續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通過調整、改革和整頓，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強調貫徹新“八字”方針要執行十二條原則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調整好農業和工業的關係；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例協調起來，使商品供應同國內購買力和對外出口增長相適應；突出地加強煤、電、油、運輸和建築工業的生產建設；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認真調整工業企業；引進要循序前進；多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出口；對物價作必要的調整；切實解決好勞動力的安排問題；堅決控製人口的增長；做到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項計劃相銜接不留缺口。講話中對繼續搞好企業整頓，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李先念指出：“我們在經濟調整中，必須繼續搞好企業整頓。在全國範圍內，在各行各業中，廣泛地、深入地、持久地開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都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增產節約的奮鬥目標和具體措施，為此，必須抓緊整頓企業工作，首先要整頓好企業的領導班子，然後，著重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講話中闡述了關於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原則和方向。在詳盡揭露了我們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諸多弊病的基礎上，肯定了非進行改革別無它路。對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提出了四點：(1)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2)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3)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明確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權限。（4）精簡行政機構，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李先念強調指出：“體製改革的確是一件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極其複雜和艱難的工作，我們的態度要積極，但改革的方法步驟一定要穩妥可靠。全盤的重大改革，如果不把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狀況基本上改變過來，生產建設不進一步建立起正常的良好秩序，是難以進行的。”講話最後提出：要統一領導同誌的思想，進一步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決心要大，工作要細，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定不移地做好這項工作。
與會同誌深入討論了李先念的重要講話和會議印發的文件。思想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致同意黨中央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和調整後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繼上次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次重要會議。對勝利地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將產生重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會議在初步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堅決清除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影響的基礎上，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這可以說，是在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根本轉折。
（三）“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實施和“六五”計劃的完成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決策後，接著，6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並通過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決定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並且把實行“八字”方針作為重點轉移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戰役。
“八字”方針貫徹的過程，不僅僅是經濟工作撥亂反正的曆程，即我國在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管理體製和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指引下，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開創一條發展我國經濟的新路子，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初步貫徹“八字”方針，調整初見成效。
“八字”方針提出後，1979、1980年間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一係列重要政策措施，推進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工作。
農村率先體製改革，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農業與工業的比例關係得到調整。
為了盡快地發展農業，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決定》指出：“擺在我們麵前的首要任務，就是集中精力使目前還很落後的農業盡快得到迅速發展，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高速度發展是保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方針。”為了加快農業的發展，必須統一全黨對農業問題的認識，加強黨和國家對農業的領導，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保證農民的民主權利，切實加強國家對農業的物質和技術裝備的支援。這兩個文件規定一係列調動和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切實保護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任意侵犯和剝奪；要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組，聯係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在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的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可以包產到戶；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不能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去批判等等。這些規定，有利於推動農村已經出現的改革試驗。
率先開始農村體製改革的地區，有安徽、四川、雲南、廣東四省。他們在認真糾正農村工作“左”的錯誤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有領導地大力試行生產責任製，廣泛調整農業政策，農村麵貌迅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農業生產獲得了曆史上最高水平，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農民貧困麵貌大有改觀。．在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一些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社隊，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一年，就改變了吃糧靠返銷的局麵，有的有不僅不再靠救濟，而且有了償還貸款的能力。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落實中央兩個農業文件，有效地調動了廣大農民和農村幹部的積極性，他們從本地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建立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黨中央重視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新情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了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同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中央為此寫了通知，要求及時組織傳達討論，統一認識，做好工作。文件明確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還指出：在我國當前的具體條件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麼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這一正確論斷，打碎了20多年來強套在“包產到戶”頭上的枷鎖，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推進農村經濟體製的改革，有著重大意義。
實踐結果，實行“雙包”的體製，不僅適合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地區的社隊也紛紛實行，而且大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發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作為草案，發各地試行。這個文件對我國農村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生最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變化——普遍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而聯產承包製又越來越成為主要形式作出了科學的概括，並正確闡明了它對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和深刻的理論意義。中央認為：“聯產承包製采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使集體優越性和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一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必將使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更加符合我國實際。這是在黨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中央還認為：“聯產承包責任製和各項農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麵，促進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著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著現代化農業轉化。這種趨勢，預示著我國農村經濟的振興將更快到來，從而為實現黨的十二大的戰略目標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此外，文件還對農業發展規劃、農村發展道路、穩定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以及農村領導體製等14個問題作了規定。這對指導我國農村體製改革和振興農村經濟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像雨後春筍，破土而出，迅猛發展。1979年還在少數農村地區出現，是年年底，實行“雙包”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1.1%；到1980年底，上升到14.9%；1982年6月，猛增為86.7%；1983年初，達到93%。短短幾年，在我國農村出現如此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克服了集體經濟長期存在的生產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鍋飯”的弊病，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根本問題，使農村生產力獲得充分發展的前提條件，開辟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新途徑，意義是極為深遠的。
在推進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國家從價格、稅收、信貸、農副產品收購方麵調整了農業政策，適當放寬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的限製，這一切，都大大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國務院決定從1979年3月開始，提高部分農產品收購價格，從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基礎上再加價50%；棉花平均提高15%；油料25%，超購部分加價50%；生豬平均提高26%；全國共有18種主要農副產品提高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8%。據統計，1979、1980年間，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30.8%，農民從中得到258億元的收入。國務院確定今後十年內，每年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調整和穩定甚至減免糧食征購任務，讓農民休養生息，1979至1980年度，國家對糧食負擔比較重的和困難的地區，減免55億斤糧食征購任務，這是一項重大措施。國家大力鼓勵和扶持農民家庭副業，增加自留地和飼料地，原規定自留地麵積一般占生產隊總耕地麵積的5-7%。各地不同程度進一步放寬政策，有些省、地區自留地占耕地麵積的10-12%，如四川、寧夏等地。陝西規定農民每養一頭大牲畜，有條件的地方可劃一畝左右的飼料地。此外，從物資、技術、資金等方麵扶持農民家庭副業；逐步開放農貿市場，恢複城市農貿市場；調整流通渠道和稅收，等等。
上述政策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和農村幹部的積極性，使1979年到1980年我國農業生產出現前所未有的好形勢。1979年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8.6%，糧食年產6642億斤，比上年增長9%。這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水平，各項主要農副產品大幅度增產。1980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又獲豐收，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7%，除糧食外其他主要農副產品都有了較大幅度增長。農村社隊多種經營和農民家庭副業有了較快的發展，集體經濟在多數地區得到鞏固。1980年全國農業總產值中，集體經濟占77.2%，全民所有製占3.8%，個體經濟占18.9%，這說明，集體經濟是中國農業經濟的主體，也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向現代化邁進不可動搖的基礎；同時，個體經濟主要是家庭副業在這兩年間有了相當的發展，這是集體經濟不可缺少的補充，有利於農村經濟的活躍。總之，農業的調整、改革，使廣大農村出現了多年盼望的生產興旺、農民高興的大好局麵。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與工業的比例關係也發生了變化，趨向協調。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構成是：農業24.8%，輕工業32.4%，重工業42.8%；1980年工農業總產值構成是：農業27.2%，輕工業34.3%，重工業38.5%。
——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例逐步協調。
調整工業，首先是調整輕、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從1979年起，國家采取了堅決有力的措施，大力加速輕紡工業的發展，這自建國以來少有的。
黨中央、國務院在五屆二次人大會議上提出，在調整期間，要使輕紡工業的“增長速度趕上或略高於重工業的增長速度，使主要輕紡產品的增長大體上同國內購買力的增長相適應，並大量增加出口。”為此，1980年1月，國務院決定對輕紡工業實行“六個優先”的原則，確保輕工業、紡織工業、手工業加快發展的步伐。六個優先是：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措施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彙和引進新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科學技術力量的分配和科研課題的選定優先。由於實行“六優先”原則，輕紡工業發展迅速，超過了重工業發展速度：1979年，輕工業比上年增長9.6%，重工業隻增長7.7%；1980年，輕工業比上年增長18.4%，重工業隻增長1.4%。1980年與1978年相比，輕工業總產值增長26%；紡織工業總產值增長39%。輕紡工業這兩年來增長幅度之大是工業部門之首，因而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重有所變化，趨向協調。
這兩年來，還特別重視產品質量和增加品種問題。輕工業試製成功新產品1萬多種，花色品種達10萬多種，紡織工業新設計、投產的產品達3萬多種。同時，十分注意產品質量，一方麵恢複過去名牌產品，並創造一批新的名牌產品。據初步統計，我國輕工業產品有60多種達到或接近國際質量水平。
——在重工業方麵突出地加強能源工業，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和內部結構。
調整重工業的內部比例關係是這次調整國民經濟中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1979、1980年間著重抓住兩個方麵：
首先，抓住了能源工業，這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為此，國家在能源政策上采取開發和節約並重，近期內把節約放在優先地位的方針，以此保持工業生產有一定的增長速度。這幾年，石油工業加強勘探工作，增加了後備資源，並調整開采和儲量的不合理的比例關係。煤炭工業堅持“既要保證國民經濟在調整中對煤炭的需要，又要搞好煤炭工業本身的調整”的精神，一方麵穩住現有產量要有所增長；一方麵調整采掘比例，加強現有礦井的掘進和露天煤礦的剝離，爭取采掘失調的礦井盡快補上掘進和剝離的欠賬。電力工業在調整期間的工作方針，一是把現有發電、供電能力管好、用好，充分發揮其能力；二是積極進行建設，開發新的能源。由於進行了一係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在能源增長隻有3%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8.5%；1980年能源產量還比上年下降1.3%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增長8.7%。這說明節約能源的潛力很大，浪費能源仍然是個嚴重問題。
其次，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和內部結構。這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長期沒有解決好的重大問題，使得我國重工業的服務方向偏重於重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服務，忽視為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服務。自實行“八字”方針後，放慢了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如鋼產量指標，原定到1985年為6000萬噸，現改為4000萬噸。同時，大規模壓縮了基本建設投資規模，1979年，全國在建的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要砍到1000個以下，這就使有些重工業部門特別是機械工業的生產任務大大壓縮，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的問題便提到議事日程上。從1979年起，各級政府積極幫助重工業轉變服務方向，擴大服務領域，努力為農業、輕工業和市場服務，重工業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冶金工業開始重視為輕工業和市場的需要服務，調整內部的比例關係，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和增加品種規格上，積極提高鋼材質量的自給率以適應國民經濟各方麵的需要。機械工業在擴大服務領域方麵做了大量工作，在為重工業服務的同時，為輕紡工業、人民生活、城市建設、出口等方麵服務；改變主要為新建企業服務，轉而為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服務；開展維修、安裝、調試、技術培訓等服務，發揮了機械工業的應有作用。化學工業也圍繞著衣、食、住、行、用把服務重點放在為輕工、紡織、電子、建材等工業提供原料、材料上。與此同時，還開始調整各個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例如化學工業，要改變原料、材料和加工之間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增加酸、堿等基礎原料和主要有機化工原料的產量，相應地發展中間體的助劑、溶劑、催化劑等生產，並重視發展石油化工。紡織工業要逐步增加毛紡、化纖、針織的比重，並改變目前紡織工業加工能力和印染後整理能力嚴重不平衡的狀況。
——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
國家提高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