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燃料動力工業、交通運輸同其他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1979年初，全國發電能力約缺一千萬千瓦，有20%左右的工業生產能力發揮不出來，大批工廠經常處於半停工停工狀態。全國用煤多的工業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煤炭工業的發展速度。煤炭工業內部，采掘工業趕不上加工工業的要求。石油工業後備資源不足，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趨勢。交通運輸的緊張狀況一直沒有緩和，主要鐵道幹線一些薄弱區段的運輸能力隻能滿足需要的50-70%。港口的裝卸能力嚴重不足，1978年由於港口壓貨壓船超過期限，損失8700多萬美元。
第三，基本建設規模大大超過財力、物力，基建戰線過長投資經濟效益差。據統計，1978年底，全民所有製在建五萬元以上的項目有65000個，投資總額3700億元，其中大中型項目1733個，所需投資3800億元。這樣高額的基建投資是建國以來少見的。到1978年底，這些大中型項目隻完成1600億元，尚未完成1200億元。如果每年投資150億元，需要8年才能完成；如果每年投資120億元，則需要10年才能完成。顯然這是盲目冒進的舉動，給經濟建設帶來沉重的負擔。
第四，對外引進過急，統籌安排不夠。1978年先後從國外引進鋼鐵、石油化工、彩電等22個項目，共需外彙13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全部都要現金支付。這樣大的規模，給外彙支付造成不少困難，引進過急，重點不突出，統籌安排不周密。按照規劃，這些引進項目到1981、1982年進入建設高峰，同時為與引進項目相配合，國內每年需要基建投資130億元，這樣大的投資規模，這麼多的大型項目同時進入建設高峰期，對整個基本建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來說卻是巨大的壓力。
第五，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十年內亂已經造成人民生活欠賬甚多。、而粉碎“四人幫”後，逐年的積累率有增無減。1978年積累高達36.5%，高於1958年，僅次於1959、1960年，大大高於“一五”時期的24%，“三五”時期的26%的一水平。基本建設中，同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住宅、文教、衛生、城市公用事業等建設所占的比重，“一五”時期為23.3%，1978年隻占17.4%。這樣，積累率過高了，必然人民生活長期的欠賬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加重了。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
為了結束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推進我國四化大業，必須全麵地徹底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為此，黨中央在1978年12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重要的裏程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由於會前召開了曆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充分討論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使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了重大成果。
全會堅決衝破了黨的領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全會特別強調：“隻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討論並完全同意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總的指導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要求繼續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同時要堅決克服權力過於集中的官僚主義、賞罰不明現象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以利於全黨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這為黨全麵地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會深刻地闡明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能否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國防，這是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大事，對於世界的和平和進步事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全會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正確論斷。正確指出：“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是建立在對國內主要矛盾和當前的根本任務科學判斷的基礎上。這是全局性的戰略轉移，也就是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確立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路線。正如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幹擾。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後也要繼續幹或者重新幹。”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
全會在回顧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一係列帶根本性的方針。全會首先提出了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經濟的重要思想。全會指出：“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恢複和堅持了長時間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曆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係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全會明確地指出了十年內亂造成國民經濟中一係列急待解決的問題：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亂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係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隻有在這幾年中認真地逐步地解決上述問題，才能做到綜合平衡，以便為迅速發展經濟奠定穩固的基礎。這實際上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重大任務。全會確定了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要點：“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中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製度。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全會深入地討論了農業問題。與會同誌揭露了農業戰線上“左”的錯誤：在政策上言而無信；分配上平均主義；經營上單一化；生產指揮上搞行政命令；生產措施上老一套；農業投資上沒有重點，等等。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因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十分薄弱，隻有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此，必須采取一係列政策措施，調動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接著，相繼製定了一些重要的農業文件，推動了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率先展開，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巨大發展，並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以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曆史問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全會強調保障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隻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用壓製、打擊手段。全會鄭重宣告，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全會增選了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還增選了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等事宜。上述各項重要決定，標誌著黨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的重新確立。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曆史功績，就在於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此後，黨從各方麵深入總結曆史經驗，科學地闡述了許多從實踐中提出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定了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基本點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因此，它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新起點；也是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新起點。這是一項極其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在這曆史性轉變過程中，鄧小平、陳雲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陳雲發現經濟工作存在求成過急的傾向。1978年7月31日，陳雲曾向李先念提出，也對穀牧說過，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麵意見，可能有些同誌有不同意見。他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因為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議，主題是研究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速度問題。這次會議，看到近兩年來國民經濟迅速好轉的有利一麵；而忽視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影響深廣危害嚴重的不利一麵。在這樣的認識支配下，會議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來的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也就是說，不必用23年時間，便能提前實現四化。為此，國民發展的規劃的指標一再加碼，特別表現在引進項目過急過多，超過了國內的配套能力和財政負擔的可能，造成了1978年經濟工作新的失誤。陳雲在沒有恢複工作的情況下，敢於提出要專門聽聽反麵意見的建議，無疑是對頭腦發熱，急於求成的人是一副清醒劑。但是，這個正確建議沒有被接受。
1978年12月1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作了《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的發言。他首先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為了這個偉大事業，陳雲強調：“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要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他說明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電，感到貫穿在裏麵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弄清‘實事’並不容易。為了弄清‘實事’，我把它概括為六個字，就是：全麵、比較、反複。所謂全麵，就是不僅要看到正麵，還要看到反麵；不僅要聽正麵的意見，也要聽反麵的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例如毛主席論持久戰，比較了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既反對速勝論，又反對亡國論，正確的結論是持久戰；二是前後比較，例如毛主席講統一戰線就比較了陳獨秀和王明，或者是隻團結不鬥爭，或者是隻鬥爭不團結，正確的結論是既團結又鬥爭。所謂反複，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後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我們反複進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況，把事情辦好。”接著，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鄧小平還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複講過的。”鄧小平：陳雲在黨和國家麵臨曆史轉折關頭，重申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極端重要性，無疑是有著不可估量的、長遠的指導意義，端正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由此開始。
根據三中全會關於解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著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精神，黨中央在1979年初多次召開會議，全麵分析我國經濟工作的現狀，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研究解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方針和辦法，推進經濟戰線的撥亂反正。
1979年1月初，陳雲針對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中有很大缺口的問題，先後兩次批示：“國務院通知‘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有物資缺口，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接著，1月6日，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賺錢的，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項目。引進的重點要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根據上述意見，在李先念主持下，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
3月14日，陳雲、李先念聯名給中共中央一封信。明確提出：“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因此，(1)“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麵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他們還提出：“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他們特別提出，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速度必須要照顧到各行各業發展的比例關係。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國務院經過調整後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當前調整國民經濟的問題。會議開始時，李先念首先檢查了對經濟建設形勢估計不夠全麵，隻看到粉碎“四人幫”後國民經濟迅速恢複，財政收入有所增長的順利情況；而對國民經濟嚴重破壞認識不足，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估計不足。因此，1978年一再追加基本建設，增加新建項目，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誤。進一步具體分析了當前經濟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要統一思想，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做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接著，陳雲作《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的講話。提出了四個問題：（1）“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我們國家是一個9億多人口的大國，80%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一方麵我們還很窮，另一方麵要經過20年，即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隻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是現實的情況，是製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總之，9億多人口，80%在農村，革命勝利30年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出發點，不能脫離這樣的基本國情來製定建設藍圖。（2）“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這是陳雲一貫的觀點。要堅持這個觀點，必須明確，過去說，指標上去是馬克思主義，指標下來是修正主義，這個說法不對。還必須明確，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證明不能持久。也必須明確，按比例發展，並不是指標愈低愈好，鋼搞得愈少愈好。要指標高一點，多搞一點鋼，問題是搞得到搞不到。（3）“要有兩三年調整時間，最好三年。”這是根據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而提出來的。“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4）對2000年鋼產量定多少合適，陳雲認為，達到8000萬噸就不錯了。他提出，1985年搞6000萬噸鋼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萬噸是冒叫一聲，但也有點根據。他提出：“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品種上，真正把質量品種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績。”最後，他提出，要找增加外彙收入的來源，把它看作重要的題目。”在會議結束前，鄧小平講話中明確提出今後的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一個大方針大政策。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不光決定於鋼，把鋼的指標減下來，搞一些別的。談農業，隻講糧食不行，要農林牧副漁並舉。會議同意國家計委修改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並決定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決策，把這個時期的經濟工作概括為八個字：“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這是一個新的“八字方針。
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鄭重地宣告：全黨把工作著重點從今年起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去。這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這是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的開端。這個講話，首次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重大決策，並說明“這次調整是前進中的調整，是為了給實現四個現代化打好穩固的基礎。”這個講話，再次強調：“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指出了中國國情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底子薄。技術落後；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過去30年中，我們的經濟經過兩起兩落，特別是林彪、“四人幫”十年“文革”中的大破壞，後果極其嚴重。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國人口9億多，其中80%是農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很不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這個報告，代表中共中央強調：“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