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結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宣告結束，各項工作也有所前進，但“左”的指導思想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從而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受到嚴重的障礙，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0年12月召開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12年間，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這確實來之不易。這12年間，我國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90年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兩年的中國經濟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長達10年的動亂，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政治上安定團結，迅速恢複國民經濟，進行現代化建設，解決人民生活中存在的一係列問題。因此，黨和政府著力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是，當時擔負黨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推行“左”的錯誤，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思想的混亂，經濟工作出現了新的失誤，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處於徘徊中前進的局麵。
“文化大革命”動亂10年，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幹擾破壞，使我國經濟建設幾起幾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國民經濟各方麵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收支出現赤字，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相當混亂，不少地方工廠停工，運輸堵塞，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長期來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反而下降，特別是廣大農村仍處於貧困落後狀態，相當多數的農民長期得不到溫飽。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糧食由調出變為調進；浙江作為全國第一個糧食上綱要的省，由魚米之鄉變為吃大量的返銷糧，特別是溫州地區成為全國有名的“老大難”。總之，困難成堆，問題成山，積重難返。黨和國家麵臨著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艱難局麵。
黨中央和國務院為國民經濟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要求盡快地把農業搞上去。黨中央和國務院在1976年12月曾經強調要把農業搞上去。要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發動群眾，下大決心，花大力氣，首先把農業搞好，也要把輕工業搞好，把市場安排好；同時抓好交通運輸，抓好燃料動力、石油化工、鋼鐵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業生產，把工業生產全麵搞活；還要大搞增產節約，開展技術革新，挖掘潛力，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積累，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生產能力。按照中央上述指示，各地認真抓緊恢複工作。為此，首先調整農村的經濟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製定《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1978年2月，四川省委製定《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這兩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恢複和建立各種規章製度，加強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堅持按勞分配，保證社員分配兌現；開展多種經營；慎重地對待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的問題；在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副業。這些政策，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有效地推動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為此，《人民日報》於1978年先後報導並推廣了上述經驗，對於各地落實農村經濟政策，起了促進作用。其次，注意減輕農民的負擔和處理少數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問題，有利於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1978年5月，中共中央轉發了湖南湘鄉縣反映農民負擔過重的報告。中央指出：湘鄉縣委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在全國相當多的地方普遍存在著的嚴重問題，各地都要根據當地的情況，認真加以解決。中央為此作出了6項具體規定，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責成各級黨委認真落實。同年7月，中共中央轉發陝西省委《關於甸邑縣少數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反映，多年來，甸邑縣少數幹部作風粗暴，動輒打罵和整治群眾，而且巧立名目，亂扣亂罰社員的糧款。他們這種惡劣作風，嚴重地損害了黨和群眾的關係。對此，陝西省委采取措施，作出嚴肅處理。中央指出，農村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不隻甸邑縣有，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各地都要采取嚴肅認真的態度，切實解決好這方麵的問題，大力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
第二，迅速恢複交通運輸。粉碎“四人幫”後，黨和政府狠抓交通運輸的恢複，首先從抓鐵路運輸裝車量開始。本來，1975年初對鐵路整頓後，當年5月份運輸裝車量達到55000車。但是，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到1976的降低到40000多車，甚至30000多車。1977年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鐵路工作會議，揭批“四人幫”破壞鐵路工作的罪行，重申1975年整頓鐵路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九號文件）的正確性。提出了當前鐵路運輸的任務，決定要千方百計地把鐵路運輸搞上去，當好國民經濟的先行。要求1977年5、6月平均日裝車達到55000車的曆史最好水平；上半年客車正點率達到95%以上，貨車正點率達到85%以上，都恢複到曆史上最好水平。會議還研究了鐵路管理體製問題，重申1975年九號文件規定，鐵路運輸仍由鐵路部集中統一指揮，迅速解決鐵路運輸嚴重堵塞問題。同時，思想政治區作實行鐵道部黨委和省、市、自治工黨委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這次會議後，經過整頓，在廣大鐵道職工幹部努力下，鐵路管理混亂狀況逐步有所改善。到4月份，全國鐵路平均日裝車提前達到55000車，平均日卸車的煤炭運量也都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1977年4月上旬，全國交通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徹底解決港口、車站壓車、壓船、壓貨的現象等問題。會議後經過廣大職工的努力，水運貨運量4月份超過計劃的10.3%，港口吞吐量超過計劃17.5%，創造了曆史同期最高水平。
第三，努力恢複和發展工業生產。交通運輸的好轉，為工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國務院為推動整個工業生產的好轉，首先抓住了冶金工業，於1977年4月召開全國冶金工業會議。會議揭發批判了“四人幫”破壞冶金工業生產建設的罪行，著重討論了整頓企業的問題。會議要求，各個冶金企業都要迅速地把生產指揮係統建立健全起來，都要把崗位責任製等各項製度建立健全起來，都要在年內使各項經濟技術指標達到本企業曆史最好水平。這次會議以後，做了大量的整頓工作，鞍鋼、武鋼、本鋼、馬鋼、重鋼、攀鋼等重點鋼鐵企業的“老大難”麵貌有所改變。全國鋼鐵生產逐步回升，到10月份鋼鐵產量超過曆史上最高月產水平。與此同時，原油、原煤、發電、水泥、拖拉機等80種主要的工業產品中，到1977年5、6月間，有42種產量都超過曆史上最高月產水平。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業生產普遍增長，其中遭受“四人幫”嚴重破壞的河南、貴州、雲南、浙江等地，增產幅度更大，這說明，國民經濟恢複的進展是喜人的。
為了進一步把工業搞上去，1978年4月，中共中央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發到工業管理機關、各工業交通企業試行。《工業三十條》，是當時指導工交戰線撥亂反正的重要文件。這個文件，明確規定了整頓企業的要求和具體標準；明確規定了企業的任務、基本製度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搞好工業管理，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對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企業，提出實行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以中央部門為主進行管理．其餘大中型企業則由地方管理，或雙重管理、或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管理。根據這個精神，各地抓緊進行整頓企業的工作，陸續把在“文革”期間下放了的企業管理權上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一批“老大難”的、關係全局的重點企業，如鞍鋼、包鋼、鄭州鐵路局、上海港等，比較快地改變了落後麵貌。
第四，疏通流通渠道，做好財貿工作。“四人幫”對我國財貿工作的幹擾破壞，造成財政連年赤字，物資大量積壓，資金嚴重浪費，對外貿易發展緩慢，國內市場供應緊張，流通渠道混亂，極不利於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央在著手恢複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正常化的同時，高度重視做好財貿工作。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貿工作會議。會議強調了財貿工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財貿工作要大力支援工農業生產，全心全意為人民生活服務；財貿工作要善於充分地和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大大提高管理水平；提出對外貿易要有一個大的發展，反對閉關鎖國等等。
第五，抓緊科學和教育工作。針對遭受十年浩劫嚴重破壞的科教工作，鄧小平在1977年5月曾明確指出：“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隨後，同年8月，鄧小平又指出：“我們的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他率先對“四人幫”強加給教育戰線的所謂“兩個估計”錯誤結論進行批判，撥亂反正首先從教育戰線開展起來。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首先重申“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接著，強調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然後，特別指出：“在社會主義曆史時期中，隻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隻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鄧小平深刻地闡述了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個前提。他指出，我們既然承認了這兩個前提，當然就不能不大力發展科學研究事業和科學教育事業；要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造就這樣的隊伍，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嚴重任務。全國科學大會特別鄧小平在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對恢複和發展科學教育事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這兩年間，使國民經濟停滯、倒退的局麵迅速扭轉。工農業生產回升，財政收入增加，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逐步回到正確軌道上。
國民收入逐年增長。1976年國民收入隻有2427億元，1977年上升為2644億元，1978年達到3010億元。工農業總產值也在上升，1977年比上年增長10.7%，1978年比上年增長12.3%。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有所上升：鋼產量1977年為2374萬噸，比上年增長16%，1978年為3178萬噸，比上年增長33,9%；原煤產量1977年為5.5億噸，比上年增長13.9%，1978年為6.18億噸，比上年增長12.4%；糧、棉產量1977年比上年減產，但到1978年糧食產量為6095億斤，超過了曆史上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7.8%，棉花產量為4334萬擔，比上年增長5.8%。
交通運輸日趨正常，運輸量迅速增長。1977年貨運量為2.1317億噸，比上年增長10.8%，1978年又增長為2.46319億噸，比上年增長11.3%。
國內外貿易都有較大的發展。1977年比1976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6%。進出口總額增長53.6%。
財政收支狀況逐步好轉。總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長12.6%，1978年比上年增長28.2%。這兩年均為收大於支，1977年結餘31億元，1978年結餘10億餘元。1977年10月，全國有60%職工增加工資，使相當大的數量的工作多年、工資偏低而表現較好的職工增加了收入，這一次增加工資的總額和增加工資的總人數，是建國28年來最多的一次。
1977和1978年，我國經濟取得了相當的恢複和進展。但是，由於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尚未擺脫“左”的束縛；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和比例失調的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黨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並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不僅妨礙了對國民經濟實際情況的分析研究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而且熱衷於繼續搞“大躍進”和執行“左”的方針政策，因此，經濟工作中出現了新的失誤，直接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全麵恢複和發展。
首先，製定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大規模的發展規劃。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提出了“全麵躍進”的口號，確定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同年11月，又提出今後23年，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級：第一階段，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後三年，要建成全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階段，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各項生產建設的規模要有一個較大的展開，基本建成六個大區不同的水平，各有特點，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經濟體係，極大地改變我們現在經濟上的落後狀態，顯著地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大大增強我國經濟和國防實力，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第三階段，在2000年以前，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各個生產技術領域，多數接近、少數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的水平，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了動員全國人民為上述目標而奮鬥，同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1964年12月23日寫的《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和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寫給劉少奇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為貫徹十一大提出的“全麵躍進”作輿論準備。
1978年1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會上，不顧客觀條件，也不顧一些同誌提出的正確意見，硬要規定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提出“全黨動員，苦戰三年，為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奮鬥”的口號。接著，2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規劃：今後8年，特別是近3年，國家計劃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座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和5個重點港口。此外，還規定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要求每年增長500萬噸。這樣龐大的建設規模和過高的發展速度，都是同國力不相適應的，因而，是無法實現的。
為了實現上述計劃，一方麵，一再強調組織新躍進，高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1977年2月召開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上，便提出了高速度的問題。隨後，“兩個凡是”方針的推行，為組織全麵躍進找到了根據。1977年4月，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前夕，華國鋒在沒有掌握可靠的地質資源的條件下，提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隨後，10月，煤炭工業部向中央政治局彙報煤炭工業長遠規劃設想時，提出今後23年煤炭工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是“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速度。”1978年2月，五屆一次人大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以後，5月至6月上旬，中央先後派出一批部長以上的高級幹部出國考察，遍及西歐、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這對於研究和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實際，找出差距和辦法，這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沒有清理，因此急躁冒進思想有所抬頭，一再強調要高速度建設四個現代化。1978年國慶節時，華國鋒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一般地說，這個口號一是反映人民的願望；二是忽略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基於對中國四化必能提前實現的估計上提出來的。當時，要求各項工作都要大幹快上，三年大見成效。另一方麵，按照五屆一次人大通過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擬定1979、1980年計劃，作為組織新躍進，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步驟。由於指導思想上求成過急，計劃規定各項生產指標都存在著過高和過急的傾向，1979、1980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6%，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1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平均每年增加鋼300萬噸，煤4000萬噸，原油600萬到1000萬噸；1979年國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資為457億元，比上年增加15.7%。由於生產建設任務安排過大過多，1979年計劃中，物資、財政、外彙都留下相當大的缺口，這樣的計劃勢必造成比例失調的後果。
其次，繼續推行“左”傾政策。這方麵的錯誤、突出地表現在農村工作中。1976年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不但不從根本上糾正長期以來對我國農業發展造成最大危害的“左”傾錯誤，反而繼續推行一係列“左”傾政策。會議提出，1980年全國要有1/3的縣建成大寨縣，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實現糧、棉、油、豬上《綱要》，超計劃基本上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等等。實際的結果，這兩年間，不少地區不講實效，盲目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重複建設，粗製濫造了一批高耗低效的農業機械，造成財力、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費。1977年11月，中央發出通知，在今冬明春，全國選擇10%左右的生產大隊，先行過渡，實行大隊統一核算。還強調，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的過渡，是大勢所趨，是前進的方向，各級黨委應當采取積極的態度，逐步向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為貫徹上述要求，在農村工作中，繼續強調：“深入進行基本路線教育”，“大批促大幹”。結果在一些地區刮起了一陣“高指標”、“過渡風”和“命令風”。任意對社員的正當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生產、農貿集市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加以限製和禁止。這樣，極大地打擊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遭受損失，農民生活難以改善。
在求成過急和“左”的政策支配下，1978年下半年不斷加快建設發展速度，追加基本建設投資，擴大對外引進規模，使得早已存在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財政困難更加嚴重。具體表現有以下五個方麵：
第一，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我國農業長期落後，特別自1957年以來發展緩慢，盡管1978年獲得好收成，但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1978年糧食總產量超過了曆史的最好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糧食占有量，隻略高於1975年，許多地方農民口糧不足，有的地方嚴重缺糧。棉花、花生、芝麻的總產量還沒有恢複到曆史上最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比1957年均有下降。1978年，花了21億美元進口糧、棉、油、糖，占進口總金額的1/5。農業投資所占比重，自1976年到1978年基本上沒有增加。農業落後狀況對工業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極為不利。農業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1978年還比1965年低，兩者相比，下降了9.5%。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比例嚴重失調。1978年突出鋼鐵生產，原計劃鋼鐵產量為2800萬噸，實際完成3?178萬噸，比上年增加804萬噸。從1976年至1978年，重工業投資比重沒有降下來，1978年重工業投資達55.7%，輕工業隻有5.7%，這種比重還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水平。1978年農輕重在工農業總產值比重，農業隻有27.8%，輕工業為31.1%，重工業高達41.1%。這說明，長期存在的農輕重比例失調，由於1977、1978年新的冒進，加劇了國民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