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有悖倫理道德亦不得不行惡，通過惡行保障多數人——此乃“必要之惡”。
隻要有兩人以上，可以被稱之為“組織”的結構存在，“必要之惡”便不可避免，或早或晚，不分對象，人們總會麵對這一選擇。
這無可避免，亦無可厚非。
隻不過，並不是什麼樣的壞事都得親力親為才行，有時候讓別人——特別是你的對手來做這些事，背這個鍋就最好不過了。
比方說，世人皆不齒且唾棄舊日本帝國偷襲珍珠港的行為，但很少有人知道，促使日本做出這一行為的直接誘因是美國停止出口工作母機、廢舊金屬和燃料給日本。原本就覬覦南洋包括原油、橡膠等重要戰略物資的日本在隻剩一年左右的燃料儲備的背景下，隻能選擇接受美國的要求從中國撤軍，將1937年之後吞下去的戰果全部吐出來，背負巨額債務，財政全麵破產。又或是遵從明治維新後遇上此類抉擇時的套路，高呼“皇國興廢在此一舉”，以國運和成千上萬的生命、財富、尊嚴為賭注，冒險挑戰太平洋彼岸的巨人。最終日本人滿懷信心與忐忑上了賭桌，最終滿盤皆輸。而美國雖然開戰初期遭遇重創，卻成功利用珍珠港事件一轉國內孤立主義情緒，將龐大的資源和產能轉化為戰鬥力，一邊持續給同盟國輸血，一邊吊打日本人。最後挾大勝之威及占據道德高地的優勢，一舉躍上世界霸權的寶座。
另一個案例是冷戰時期的柏林牆。盡管建起那座牆的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及背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也表現的義憤填膺，甚至恨不能親自開著戰車去推到那堵牆。但結合當時柏林牆坦克對峙危機、東德人口大量湧入西德、東德情勢不穩、核軍備競賽如火如荼的背景來看。不管是過多的難民湧入西德造成難民潮（由於東德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加上西方媒體過火的煽動，越來越多的東德人試圖穿越邊界到“遍地黃金”的西德討生活。如果沒有柏林牆，1962年冬天就會有三分之一的東德人湧入西德），還是東德爆發起義，打破東西方平衡，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樂見的。可如果西方軍人公開把東德難民阻止在邊界線上，或者在東西德之間拉起一道防線的話，那又不符合西方天天宣傳的所謂“皿煮、人權”了。所以對柏林牆的修建，美國不但早就知道，而且在暗地裏高舉雙手讚成，甚至推波助瀾。很大程度上，蘇聯政府和赫魯曉夫完全是被逼上修柏林牆之路的。
亞爾夫海姆如今要扮演的，正是美國的角色——公正、文明、賢明的強大國家，絕不輕易挑釁別人，但也絕不容忍別人挑釁。隻是基於平等原則，對野蠻鄰國的暴行即便看不下去，也絕不違背自己定下的“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先生們，一切問題的核心都是經濟。老百姓會抱怨，也愛抱怨，但能促使他們忘記恐懼，走上造反之路的直接誘因，永遠都是貧窮和饑餓。先生們，請記住一句話，血糖指數和智商是呈反比的。民眾平均血糖指數偏高，智商平均值一定偏低。反過來，血糖下降了，聰明的智商就又重新占領高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