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羅斯聯合公國的外交政策上，馬爾博羅公爵是個堅定的聯盟派，鐵杆到你根本無法想象此前幾十年裏公爵其實是個堅定的反公國派。
這並不值得奇怪，也無需覺得無法接受。阿爾比昂的國策向來都是實用主義掛帥。對他們而言，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有的隻是同夥或敵人。根據需要，敵人也能成為同夥，同夥也能成為敵人，唯有利益才是真實且永恒的。
所以當一股新興實力崛起，帶給阿爾比昂的威脅遠超過此前任何對手時，這個國家會立即尋求與過去的對手建立同盟，而不是計較過去那些恩怨以及盟友的人品、信用。
有著這樣的特質，阿爾比昂會和公國走到一起根本無需感到意外，公爵的轉變也不會讓人吃驚。
可縱然帝國的壓力讓阿爾比昂感到心悸，從戰略上來說，讓公國和帝國直接接壤有客觀必要性。馬爾博羅公爵和樞密院的大人們依然對公國的“西進”感到擔憂，甚至是警惕。
這絕不是出自對拉普蘭的同情，或者是對公國壯大感到警惕。實際上不管是公國吞掉拉普蘭，還是帝國兼並拉普蘭，抑或是兩國瓜分拉普蘭，最後的結果都是兩頭巨獸之間再也沒有任何阻礙，他們將直麵對方，彼此敵視，最終引發無可避免的碰撞，一場會讓兩國死掉整整一代年輕人的大戰就此拉開序幕。
阿爾比昂樂見這種情形，所以相當多的高層熱衷促成公國的“西進”。
然而最近的事情走向有些不對，一種此前沒有被人想到或是注意到的可能性正一點點顯現出輪廓，對此缺乏準備的阿爾比昂赫然發現，公國的“西進”最終導致的結果很可能是他們並不願意看到的，甚至難以承受的。
那就是由帝國牽頭，諸國簽約來保障拉普蘭的“中立化”。
一旦帝國提出這樣的議案，諸國，尤其是阿爾比昂會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從國家利益出發，他們樂見帝國或公國吞並拉普蘭，以此引發兩大強權在陸地上爆發全麵衝突，完成阿爾比昂的戰略布局。可從道義出發，尤其為了拉攏卡斯蒂利亞、塞雷斯、共和國，他們又不得不附和帝國提出的倡議。可這一來，就又疏離了公國。哪怕公國能夠暫時咽下這口氣，誰又能保證他們在日後會一直忍耐，不去主動撕毀這一紙協定，踐踏拉普蘭的中立呢?
阿爾比昂並不知道，類似的事情在另一個世界發生過一次，當時處於兩難的是德國人和法國人，受1870年普法戰爭的結果影響，兩大歐陸強權都在考慮下一次戰爭中主動入侵比利展開側翼包抄殲滅敵方主力軍團（德國人有“史裏芬計劃”，法國人從1902年開始也一直在認真研究開戰後入侵比利時的可行性方案），但在1839年4月19日簽署的《倫敦條約》第七條卻明確要求“比利時在未來的任何衝突中保持中立”，而這樣的中立地位是由締約國，即英法德三國共同保證的。此外，如果三國中任何一國攻擊比利時，那麼其它兩國將保證他們一定會援助比利時。
德法兩國對《倫敦條約》都有所不滿，但最終法國人因為顧忌英國人的反應而放棄了主動入侵比利時，德國人則沒忍住，或者說壓根就沒打算去遵守，之後的曆史便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阿爾比昂不知道另一個世界的曆史，但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和智慧足以讓他們預見到一旦帝國提出此類議案，自己將會麵對何等尷尬的境地。
“我國希望貴國能在某些問題上采取謹慎行動，避免將來整合時發生齟齬。”
這本不該在眼下的場合被提及，再怎麼說這裏也是帝國的領土，並不是適合討論這種重大外交問題的地方。然而時間太過緊迫，在阿爾比昂通過正常外交渠道與公國進行溝通協調的時候，帝國很可能就已經提出了相關議題，為了避免公國搞出什麼難以收拾的狀況，馬爾博羅公爵被授予單獨與戈爾恰科夫伯爵溝通交涉的權力，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和管控公國的外交動向。
對阿爾比昂的擔憂，公國高層的反應卻是不以為然和嗤之以鼻。
在公國高層看來，阿爾比昂人顯然過於沉迷扮演紳士，以至於忘記了鬥爭的本質是什麼，什麼是叢林法則，什麼是弱肉強食。
簽訂條約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未來某個時候時刻撕毀它，至於用什麼方式撕毀，撕毀時的吃相好不好看，那是戰爭結束之後才有時間去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