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嚴書記與何局長都認為：上一次龔誌超沒有被專案組查處，逃脫了法網，以致釀成了5.16血案，完全是葉鳴利用他的關係和後台包庇、縱容他的結果。所以，葉鳴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龔誌超團夥的軍師和保護傘，我們應該對他采取立案偵查措施，並盡快將他雙規或者是刑拘。
對於這一點，我不知道與會的其他同誌是什麼想法，但對我來說，我是最不認同這一點的。為什麼呢？我是一個紀委的幹部，在紀檢監察係統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們辦案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而要貫徹好這個原則，我們就必須重事實、重證據，不能腦袋瓜子一熱，憑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定案，憑自己沒有證據支持的推斷去定罪。說得不好聽一點：這種辦案方式，是古代那種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辦案者的主觀判斷定罪量刑，與我們現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具體到葉鳴的問題上，我覺得：剛剛嚴書記和何局長對葉鳴與5.16血案有牽連的判斷，我覺得是有點草率、有點牽強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出麵給龔誌超說情。嚴書記與何局長的判斷，隻是依據舉報人的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舉報，還有陶永的一些模棱兩可、語焉不詳的供述，就此斷定葉鳴給龔誌超團夥充當了保護傘，這是很不嚴謹的。而且，我也親自聽過陶永的供述，他也隻是說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替龔誌超說情，但他也沒有親眼看到，也說不出葉鳴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領導。所以，我認為陶永的供述，也隻能算是一種猜測，並不能作為給葉鳴定罪的證據。”
說到這裏，王副處長抬頭掃視了與會人員一眼，見梁副處長、顧嘉琛、李澤平、陸成等人都在頻頻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判斷；而嚴練和何副局長則眉頭緊皺，死死地盯住自己，滿臉都是不以為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