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聞號角聲響，山呼海嘯，撼地震天，在場眾人除朱榮一派之外，心神皆為之所攝。惶恐不安之時，抬眼所及，南岸金戈，北岸鐵馬，分別形成兩個千人方陣，對峙之勢，正如魏國與梁國一般，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元祐穩步走到高台前方，其餘人亦緊跟其後，不想錯過這一難得的視覺饗宴。眼前震撼的場景，正是自文帝薨逝以來，再也不曾啟用過的魏國大儺之禮——南風不競！
三國魏晉時期，大規模的祭天活動基本安排在臘日，即每年的十二月初八，主題就是祭祀與團圓。在祭祀之前，依慣例無論皇室還是民間，皆須進行逐除。而所謂逐除，乃驅除疫病也。曆朝曆代，尤其在遭逢帝權更迭與亂世之時，多半會碰上天災人禍，疫病就是最典型的禍源之一。
昔年，曹公統禦數十萬大軍兵臨江東，劍指滄溟，聲威浩蕩，意氣風發。然當世另兩位梟雄孫劉結盟以抗，最終曹公不敵，退回北方，一統九州的宏願就此擱淺，留下終生遺憾。後來漢中之爭，皇叔固然打得漂亮，但曹公早已意興闌珊。赤壁之敗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對曹公尤為不利的，就是北兵水土不服，軍中爆發猛烈疫病，導致戰鬥力驟減。實際上，從那時起，勝利的天平就已經向著孫劉傾斜。
司馬氏的晉朝短暫一統後，天下又恢複四分五裂的時局，且綿延至今，已有將近兩百年之久，遠勝三國。總體而言，南北交兵互有勝敗，但南方取勝多在早期，自宋文帝以降，北馬開始壓倒南風，宋、齊、梁三個相繼的南方政權，基本上都有著慘敗給魏國的經曆。但曹公與伏堅的前車之鑒猶在眼前，魏國並無統一天下的把握，隻能牢牢把控戰略主動，靜待最合適的時機。
百多年來，魏國凡是用兵江淮，皆會將防止疫病列入頭等大事，避免重蹈曹公覆轍。而在臘日舉行逐除之禮，正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儀式。一般而言，民間自發的逐除，主要是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而到了朝廷，則謂之“大儺之禮”也。
《呂氏春秋》曰“命有司大儺”，具體來說，即“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逐除是也”。這種風俗並非魏國或者梁國獨創，而是從上古時期沿襲至今，但到了魏國，真正的“大儺之禮”，並不是敲擊細腰鼓就能完事，而是模擬南北戰爭，來一場不流血的沙場較量。
當初魏國統一北方，鐵蹄之下，所向披靡。而後經略江淮，與南方的宋、齊、梁連年交戰，基本上勝多負少。作為遊牧民族出身的魏國統治階層，馬背上得天下是他們一貫宗旨，故而在內心深處，他們更信賴自己的精銳騎兵，而對南方步卒抱著不屑的態度。以這樣的態度催生出的“大儺之禮”，就被稱為“南風不競”。
魏文帝在位時，經過遷都、通婚等重大舉措，漢化速度大大提高，魏國開始以華夏正朔自居，並加強了對南朝的攻略。幾場戰事打下來，南朝齊國連吞敗仗，日後建立梁國的蕭寅，彼時還是齊國大將，親身體會了大魏鐵騎的威猛，感慨南兵難與之爭鋒，這也造成了他雖是一代雄主，卻始終不敢效仿寄奴平定北方的心態。
文帝英年早逝，繼任者調整對外方針，停下了征戰的步伐。實際上，文帝本人對於天下大勢看得很清楚，打幾場勝仗不難，也可以達到揚威的目的，但想要攻滅南朝，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假使上天再給他三十年時間，他有信心在富國強兵的基礎上，沿襲昔年晉朝統一的路子，蠶食巴蜀、吞並荊襄，再沿雲夢江順流而下，徹底蕩平南朝。然而，文帝絕沒想到，自己先等來的，卻是後宮醜聞，令其驚怒交加之下，竟至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蕭寅趁機反攻，奪回了一定的主動權，但幾次成規模的北伐皆因各種原因失利，至此魏梁雙方極有默契地偃旗息鼓，恢複到常年對峙的狀態。而魏國更是停止了文帝時期每年一度、逢戰必有的“大儺之禮”。
此刻，炎龍河畔，大儺之禮蓄勢待發。南邊步兵，以五十人為一隊，每隊占據十步見方的空間，隊與隊左右間距也是十步，望之約莫三千人規模，皆重衣兩鎧，一手持刀，一手持盾，鎧甲鬥具精練齊整，若使之沙場陷陣，必定勢如破竹。
反觀北邊，五百匹駿馬，五百名武士，無論人馬，皆身披黑色重甲，遠望如一團濃密的烏雲，隨著狂風而動，即將席卷方圓。黑甲武士手中長矛，矛尖鋒銳，閃爍著清冷寒光，正如他們此刻，皆冷冷地盯著對麵那三千步卒，目光之狠厲，好似立即要擇人而噬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