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生平除了敬重大保，還對他大哥（我們稱呼大伯）評價也高。他說大伯雖然讀書少，隻讀了四年小學就讀不進，但脾氣好，默默無聞幹了一輩子農活。早些年大家庭沒有分家時，弟妹又小，父母也老，大伯兩夫婦確實也承擔了家庭很多農活。隻是伯娘脾氣不好，把全家人都要碼幹吃盡。大伯當了一輩子農民，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除了二兒抱養給大保當了城市人，其餘兒女都是農民。
公公對大伯還是很記情的，他記得三年公社食堂化時期，大伯餓得頭重腳輕，走路搖搖晃晃，也不知患了什麼病，一步一搖走到公公門邊，開口要三弟救他。公公趕快想法幫他去民政局申請了一點救濟款，自己又添點工資借給他，湊錢把大伯送去醫院治療，終於轉危為安。
後來大伯家8歲兒子抱養給大保，要去公示開證明下戶口，再辦遷移證，到大保所在城市接收。本來是小保（公公最小妹妹）去跑路，結果辦不下來遷移證，公社說農業戶口不能隨便遷移到城鎮戶口。小保無功而返，隻好換公公去，到處說好話，講明原因，終於把遷移證辦下來，公公又親自把侄兒送到大保家裏，把人交到大保手上才脫手。公公事後經常說起，大伯二兒現在成城市人，享受大保的福利房離休工資及存款，當年多虧他幫忙。然而這個堂二哥對所有家族親戚態度都是淡淡的，包括對他自己親生父母及大保都不是很好，又讓我們特別是公公都憤憤不平。
這個堂二哥當初抱養到大保家讀完高中趕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還沒結束，當過兩年知青，回城被安排進一個印刷廠，找了同廠城裏戶口的女工結婚生子。當年二哥帶過家人回過一次老家，他城裏老婆說農村有跳蚤，就宣布以後和兒子再也不回去。後來二哥倒是隔幾年回去看一次親生父母，每次都基本兩手空空回去，隻帶他這個人回去。記得90年代末期，有一次他回老家過年，給過50元給他媽作為禮物，臨走又找他媽借路費買長途汽車票兩抵。他媽生的其他子女90年代才陸續出去打工，個個都窮。那時的衣服價格和家用電器價格相對工資收入算貴的，我記得當時隨便一件稍微像樣的衣服要用去我一個月工資還不夠，我要湊兩年的工資錢才能買個21英寸彩電，不像現在一個月工資可以買幾個21英寸彩電。他媽當年想穿一件70元呢子衣服，自己沒錢買，想著他這個二兒從大城市回來，經濟寬裕點，就故意在二兒麵前說：“我都想穿一件呢子衣服。“暗示他買。他麵對親媽的暗示就是不買，安慰他媽說今年沒買嗎，明年買嘛。結果到現在都沒買。還有一次他回家過年送了兩瓶酒給他爸，估計那酒都是從大保那裏拿的。臨走他要求殺2隻鴨子帶走。他爸總共都才養3隻鴨子，他爸心疼說我的鴨子是要留著生蛋的。他又安慰說那就殺一隻，我殺了一隻還有兩隻嘛，硬是帶走了一隻殺好的鴨子。這種行為堪稱雞腳杆上刮油
堂二哥在城市裏全家人都啃老。他夫婦70年代在同在一個效益很好的印刷廠，那個廠當年主要業務是加班加點印《毛選》，還供不應求，自然生意興隆，職工待遇極高。我公公羨慕地回憶說堂二哥的廠經常給職工分白糖，他兩口子是雙職工，每次要用兩個桶兒擔白糖回去。那個年月物資緊張，糧油副食憑票證限量供應給城鎮居民，很多東西老百姓一是沒錢買，二是即使有錢無票證也買不到。我公公也歎息說二哥分那麼多白糖從來沒有帶到鄉下老家給他自己親爹媽吃過。後來那個國營印刷廠效益不好，雙職工必須下崗一個，下崗的每月領幾百生活費，留廠裏那個也多領不了多少工資。二哥老婆應聲下崗了，她一點也不慌，更不想法再就業，而是天天出門打牌，二哥在廠裏領點救命工資，工作也悠哉悠哉，下班沒事釣魚耍。為啥他們兩口子不慌？因為家裏有兩個老離休幹部可以啃老。當時男大保還在世，別個是三十年代扛過鳥槍過草地的老紅軍，資格擺在那裏，也在市政府上班，離休工資也高。女大保作為退休勞動局局長，離休工資也高。老兩口節約的錢隻有給他們用。
堂二哥二嫂生個兒子也是傷仲永一樣，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我先生1991年第一次去大保家玩，那時我先生21歲，這個侄兒八歲，他看到這個城裏侄兒長得虎頭虎腦很可愛，平時在青少年宮練毛筆字，寫的字很漂亮。結果長大因為成績不好讀個歪大專，畢業找工作拈輕怕重怕吃苦，到處都不去上班，隻在家裏待業，還是因為有爺爺奶奶可以啃老。再後來大齡結婚生子，繼續擴大啃老隊伍。現在都三十好幾的人了，還在家搞些刷單的工作掙點買米錢。
啃老的錢畢竟不如自己掙錢多，所以大保的兒子和孫子生活過得一般。關鍵他們對大保並不親密。大保的丈夫八九十歲去世後，大保養個小狗以解孤獨感，媳婦不準她養狗，說狗毛到處飛，對家裏第四代小娃不好，忍了一年多後，硬把大保的小狗送人。那狗當初被大保當心肝寶貝養，送出去被人疏於管理，隨便放養，沒多久就因橫穿馬路被汽車撞死。消息傳來，大保痛哭失聲，就像死了親骨肉一樣難過。大保最後這幾年幹脆住進了老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