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從我國的氣候條件、水資源布局等實際情況出發，自古以來，旱則赤地千裏，河 流幹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飽受水患之苦。自 1950 年發生淮河 水災之後，毛澤東發出了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來借鑒我國古代治水中堵水與疏導的成敗 經驗，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在 1950 年 11 月 3 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原則：“統籌兼顧， 標本兼施。”其理由：一是根治淮河工程巨大，一下子做不出根治的計劃，因淮河的水文沒 有很好的曆史記載，製定根治方案有困難；二是淮河不能不治，因為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 幹旱，本身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動又慢，因此調節水量很重要。統籌兼顧，標本 兼施，即要治標又治本。周恩來說明：“治淮總的方向是：上遊蓄水，中遊蓄泄並重，下遊 以泄水為主。從水量的處理來說，主要還是泄水，以泄洪入海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來。” 這個治淮原則，準確地表達了治水中處理蓄與泄的辯證關係。“蓄泄兼籌”和“標本兼施” 的治淮原則不僅適用於淮河，同樣適用於治理其他河流，這個原則被水利部和廣大水利工作 者所接受和理解，也為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所讚許。
但是，1957 年以後，由於“左”的思想不斷膨脹，對“蓄泄兼籌”“標本兼施”的正確 方針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個別地方領導提出“蓄、小、群”的“三主”方針（即蓄水為主、 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武斷地認為這才是治水唯一的正確方針。要在全國推行。甚至 對堅持“蓄泄兼籌”和“標本兼施”方針所製定的治淮計劃，扣上“排、大、國”（排水為 主、大型為主、國家舉辦為主）的帽子。在“大躍進”運動期間，一度錯誤地實施了那個“蓄 小群”的錯誤方針，在淮北平原、冀魯豫平原，片麵強調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層層 堵水，造成了嚴重的澇堿災害和地區間的水利糾紛。這些失誤在 1962 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 議後，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經過水利部和有關省委進行調查研究、現場查勘，聽取幹部和 群眾的意見，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分析和澄清那些違反科學的水利措施，這樣才逐步糾 正前一段水利工作瞎指揮的錯誤，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的道路。在水利建設的實踐中，進一 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不斷克服以蓄為主的片麵性，水利部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水利 工作方針，建議為“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麵配套，加強管理”，周恩來肯定這一方針， 並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這個方針在 1965 年 9 月的全國水利會議上討 論通過，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大家簡稱為通俗易懂的“大、小、全、管、好”的“三 五”方針。到此，大家以為，今後可以按照“三五”方針一心一意搞好水利建設，不再糾纏 於“三主”方針的論爭了。但卻並非如此，“文革”爆發後，蓄泄之爭又重新被挑動起來， 甚至認為“三五”方針是對抗“三主”方針的，要求恢複“三主”方針。周恩來總理指示當 時水利部軍管會的同誌：“這個問題很複雜，不要展開辯論了。”隨後，1970 年召開全國計 劃會議討論第四個五年計劃文件時，周恩來總理將“蓄、小、群”的三主方針，改提為“小 型為主、配套為主、社隊自辦為主”。這個文件報經毛澤東主席批準後，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下來。無數的水利建設實踐的成功經驗反複證明了“統籌兼顧，標本兼施”“蓄泄兼籌”的方針是正確治水的方針。 再次，指揮治水，抓得很緊，抓得很細。
長期擔任水利部長的錢正英回顧周總理治水的業績時寫道：“敬愛的周總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指揮我們治水。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每一個時 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在‘文革’前， 每年製定經濟發展計劃時，他都要另外安排時間，聽取水利工作的彙報。他說：‘水利計劃 很複雜，要專門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樣艱難的歲月，許多重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在總 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時做出正確決策。由於他的領導和支持，我們才有條件克服各種幹 擾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誤。現在，我國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備一定標準的防洪體係， 灌溉麵積從解放初的兩億多畝發展到 7 億畝，水力發電從解放初的 16.3 萬千瓦發展到 2700 多萬千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 9 萬多馬力發展到 8000 多萬馬力。可以說，江河麵貌 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觀。”這是真實而全麵的概括。
周恩來親自指揮治水，抓得很緊，抓得很細，這是長期在水利戰線工作的幹部群眾的共 同感受。不論是在 50 年代前期抓治理淮河，製定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興修官廳水庫，興修 引黃濟衛工程的決策，50 年代後期領導研究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水利設施方 案、密雲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還是在 60 年代領導製定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 方抗旱等重大工程，70 年代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等作出一係列重 要決策，周恩來都是深入現場勘察，研究曆史資料，認真聽取中外專家們反複的論證，仔細 地研究每項工程的各個環節，協調工程所涉及的地區和部門的關係，精心組織實施每項水利 工程方案每個階段的任務直到工程的全部竣工。總之，周恩來對待水利建設的重大工程和重 大難題，以及難以解決的水利糾紛，都是抓得很緊，抓得很細，這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精神的 生動體現，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光大。
四、精心組織工業建設
在我國開始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的 1953 年，周恩來對我國的工業基礎作過清醒的估 計，他說：“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 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重工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我們雖然 還有一點重工業的底子，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基礎，是很不夠的。”後來，在 1956 年 11 月中 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 業體係，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麵對這個曆 史性的任務周恩來明確指出：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完全新的課題，我們必須一麵工作，一麵 學習”。這個要求，不僅是對廣大幹部和群眾而言，同時也是他對自己提出的。26 年來，他 本著一麵工作，一麵學習的態度，精心地領導和組織了我國全麵的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留 下了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第一，他本著實事求是原則，指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製定和實施。周恩來將主要 精力用於抓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方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國民經濟，這直接影響到中國工業 化進程的大事。當然製訂長期計劃都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在經濟計劃戰線全體同誌的共同努 力下進行的。但對每一個五年計劃、每一個年度計劃都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嘔心瀝血，傾注 了他的精力和生命，這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事實。從第一至第四個五年計劃的草擬到審 議，都是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他精心設計，周密部署，一絲不苟。從指導思想、發展速度、 建設規模、地區分布、投資總額、技術措施、物資保證等諸方麵都是極其審慎從事，作出了 自己獨特的貢獻。周恩來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 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他自己是這樣身體力行，也要求高級幹部應以兢兢 業業的精神做好經濟工作。
大家公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這個計劃是從 1952 年秋周恩來訪蘇時便開始著手 的。他向蘇聯政府介紹我國經濟狀況，提出了希望蘇方援助的具體要求。經過雙方談判，達 成協定的第一批援助項目是 90 項，第二批 51 項。後來又對一些進行調整合並，追加了一些 新項目，共計 156 項，折合 19 億美元，加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 7.3 億美元，總共 26.3 億 美元。這就成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業骨幹項目。中蘇協定中每個項目的變更，追加， 都是經過周恩來親自審定的。“一五”計劃 1955 年春經全國黨代表會議通過，同年 7 月由全 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討論批準。黨中央、國務院足足花了三年時間研究審定，執行中又謹慎 從事，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進行調整，既克服了一時的保守思想，又及時糾正了急躁冒進傾 向，五年間，使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基本協調發展，又堅持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 針，“一五”計劃的超額完成，為我國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在八大前夕，周恩來一麵經常關注著“一五”計劃實施過程中的情況和問題；一麵緊張 地主持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報告的草擬。製定“二五”計劃的條件比製定“一 五”計劃的條件有利得多，一是已經積累了製定和實施“一五”計劃的經驗；二是計劃著手 得早。1956 年 7 月初開始，集中時間和人力，在周恩來親自主持和參加的情況下，兩個月 左右的時間，草擬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提交黨的八大 討論並正式通過。這個建議的報告充分吸收了實施“一五”計劃的經驗，體現了綜合平衡、 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是切實可行的計劃，傾注了周恩來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在 1957 年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錯誤地批判反冒進的情況下，在以“超英趕美”為目標、以大煉鋼鐵 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的衝擊下，“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被拋到九霄雲外，最後連 一個正式的五年計劃也沒有製定出來，年度計劃也幾經波折，鬧出了一個“大冒進”，使黨 和國家遭受重大損失，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發生嚴重的困難。到 1960 年 6 月中央在上海召 開會議時，毛澤東曾無限感慨地說：1956 年周恩來同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 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
麵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現實，周恩來於 1960 年秋基本同意國家計委彙報《關於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中提出的“整頓、鞏固、提高”的原則，作了重要的補充， 把“整頓”改為“調整”，加上“充實”兩字，成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 針。這是為克服困難、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損失的重大決策。經周恩來主持和審定國家 計委的報告，報黨中央、毛澤東批定。同年 9 月 15 日黨中央批發了這個以八字方針為指導 的報告。經 1961 年 1 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 從此，我國經濟建設進入了五年調整的階段。在主持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中，周恩來經常深 入農村、工礦、城鎮，廣泛了解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困難與疾苦，係統認真地研究各地、各 級領導機關向中央反映的報告，全麵地分析形勢的有利與不利方麵，準確地把握住國民經濟 困難的關鍵問題，在陳雲同誌治病的情況下，他主持中央財經小組草擬了《中央財經小組關 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經國務院、財經各部門的黨組負責同誌和中央財經小 組的充分討論，正式提交 1962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並正式通 過，作為指導全局性國民經濟調整的工作綱要。由於這個報告比較全麵地、深入地分析了當 時國民經濟的重要情況，對財經困難的嚴重程度、對克服困難的快慢作了充分的估計，采取 的政策措施正確得力，因此，經過全黨全民的努力貫徹，國民經濟狀況迅速有所好轉。1964 年底三屆一次人大會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調整國民經濟已經全麵好轉， 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1961 年底開始醞釀製定十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62 年3 月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提出，要先搞五年計劃，再搞十年規劃，為此，首先要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指標進行“傷筋動骨”的壓縮。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 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經曆了從 1961 年到 1964 年的困難時 期以後，黨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同誌，大都讚成三五計劃要集中力量解決吃、穿、用的問 題，擺好農、輕、重的次序。經過多次議論草擬“三五”和七年、十年規劃，都是以這個指 導思想考慮問題的。從 1964 年起，周恩來在負責組織和審議“三五”計劃草案時，進一步 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兼顧國防，實現農輕重”。但是從 1964 年夏天起，毛澤東提出把全國 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決心大搞內地軍工建設。同年秋天，中央還召集各省、市、 區領導同誌在十三陵水庫參觀軍事演習，以加強備戰觀念。1965 年 5 月，對印度支那戰爭 形勢估計過於嚴重，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方針，從此，對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導 方針來了一個大轉變，改為“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 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為主”，“準備打核戰爭”。毛澤東提出：過去是農輕重， 現在要違反一下，重輕農。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三五”計劃突出強調加快內地建設， 逐步改變工業布局，集中力量盡快地把內地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使之成為初 具規模的戰略後方。“三五”計劃從 1966 年開始實施，實際上隻執行了半年，被“文化大革 命”的爆發所衝垮了。在全麵內戰中經濟陷入了混亂，造成了 1967、1968 年是在沒有年度 計劃安排下進行經濟建設的畸形現象。麵對這樣的現實，周恩來於 1968 年 12 月 12 日提出 關於組織起來編製 1969 年度計劃的指示，新成立了由軍代表、老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 參加共 30 餘人的計劃起草小組，草擬了《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綱要（草案）》，召開了全國計 劃座談會，這是扭轉近兩年來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的一次重大努力。接著，1970 年 2 月，已經患著嚴重心髒病的周恩來主持召開全國計劃會議，討論和擬定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綱要（草案）。同年 9 月，這個綱要草案提交黨的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由於林彪、陳伯達 的幹擾破壞，會上未能進行討論。這個討論後來以中央名義作為參考文件印發全國。
第二，對我國重工業的重點工程進行了精心的指導。周恩來主持我國的內政外交，任務 繁重，日理萬機，但是，在他分管冶金工業期間，鞍鋼、武鋼、包鋼、太鋼、首鋼、重鋼、 上海各鋼廠，天津各鋼鐵廠等，可以說幾乎所有重點鋼鐵企業他都親自視察過，還到河北邯 鄲、湖北麻城等地視察了一批小鋼鐵廠。每到一個鋼廠，深入工人和幹部，到生產第一線， 到礦井下、爐台上、軋機旁，詳細觀察和詢問具體的生產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同時， 周恩來非常尊重實踐，尊重工人勞動，重視提高技術和產品質量。在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這 項重大工程問題上，是 1964 年 5 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加快進程，並親自提名由周 恩來主管。7 月初，周恩來召集了國家計委和冶金、地質、鐵道、交通、機械、電力等部門 的領導同誌，專門討論了基地建設問題。周恩來提出要盡快組織一個攀枝花建設專家考察組。 要盡快到達現場考察資源、交通、水源等情況，考察配套建設冶金、煤炭、電力及各礦山、 工廠的條件，提出建設方案和廠址選擇建議。上百名專家，經過一個半月時間完成調查任務。 9 月初，周恩來等領導同誌聽取考察組的彙報，地質部專家、調查組長程子華以及工程總負 責人等先後作了詳盡的彙報，提出了攀枝花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和建議，周恩來仔細聽取後， 提出了五點重要意見：（1）同意將攀鋼、六盤山煤礦和成昆鐵路作為配套項目，同時上馬， 並同時列入國家計劃。（2）同意把攀鋼的廠址放在弄弄坪。周恩來並說：我向來不讚成選擇 廠址的傳統觀點。我認為蘇聯專家選定的武鋼、包鋼廠址都過於寬廣，廠內各車間的距離過 大，廠內鐵路太多、太長。難道不能放棄那些傳統的觀點，選用一個麵積較小的廠址，把廠 內布置得更緊湊、更加經濟合理嗎？希望鋼鐵廠總圖布置專家們好好研究這個問題。（3）同 意即速建設試驗廠。為了早日完成冶煉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的工業試驗，花這筆 2000 萬的投 資是值得的，請計委審查核撥。（4）攀鋼的設計規模第一期定為 150 萬噸是可以的，最終規 模應該多大，請冶金部研究確定。（5）我同意子華同誌的建議，先請四川省建委盡快派一支 建築隊伍帶帳篷進去，在弄弄坪附近蓄一批房子，盡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電、通路和修臨時住處）供現場設計人員、施工隊伍和攀枝花基礎建設指揮部的先遣人員居住和 辦公。會後，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分頭著手各自承擔任務。不久，建設 攀枝花基地第一批施工大軍開進了這片荒蕪的群山。從此，億萬年來一直沉睡著的金沙江大 峽穀沸騰起來。到 1965 年上半年已經陸續進入工地已有十萬建設大軍，從下半年起，各工 地先後進入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施工階段。正是工程進入全麵展開的重要時刻，“文化大革命” 的惡浪也迅速地向攀枝花基地壓來。為保證工程按計劃進行，周恩來在極端混亂和困難的情 況下，提出兩項強有力的決策：一是中央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員會、實現統一領導。具體 說就是繼續發展安定團結的形勢，抓緊恢複和加強生產指揮係統，限期全麵複工，發動群眾， 全力以赴，促進攀枝花基地盡快建成。二是要求在 1970 年“七一”前出鐵，向黨的生日獻 禮，意義重大，我們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完成。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它帶動了攀 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這是在特殊時期周恩來為維持生產建設的良苦用 心，對保證攀鋼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指導意義。攀鋼建設總指揮部、各分指揮部和各“支左” 部隊全力以赴、兢兢業業地執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對承擔的建設任務作了周密具體的安排。 到 1970 年 9 月上旬，煉鐵係統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著開始按工廠、車間進行調整、試車、 投產工作。到 6 月 28 日開始順利出鐵，實現了周恩來提出“七一”出鐵，向黨的生日獻禮 的目標。從攀鋼的建設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對重點工程精心指導的準確、細致、有效。周恩來 不僅對我國冶金工業的發展傾注了心血，同樣，對我國的煤炭工業、機械工業和石油工業的 發展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周恩來堪稱我國工業化的重要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