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指出的是，當粟裕正在反複考慮這一問題時，陳毅從陝北回到了當時設在河南濮陽的華東野戰軍指揮部。粟裕將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想法詳細告訴了老戰友和老上級陳毅。陳毅聽後，對於這一改變中央決策而且將牽涉全局的意見十分重視。起初，陳毅是不同意粟裕意見的，因為他自己參與了中央這一決策的討論與形成的全過程，他很清楚中央對這一決策的重視和慎重。而且，先遣渡江的主帥人物，也是他和毛澤東的一致意見——派粟裕。但是，在經過兩人多次認真而嚴肅的討論之後，作為一個方麵軍的統帥，陳毅以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作戰經驗，深深領會了粟裕的意見，逐漸同意了粟裕的意見，最後是讚賞和支持了粟裕的意見，並鼓勵粟裕大膽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陳毅又拉著粟裕去拜訪了路經濮陽的李先念，仔細談了粟裕的想法，征求李先念的意見。李先念在與陳毅、粟裕進行了多方的分析之後，也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意見。
在陳毅、李先念的支持下，4月18日，粟裕以個人署名的一封長達3000餘字的報告《華野三個縱隊暫不渡江南進的建議》用電報發給了中央軍委。
毛澤東是在前往西柏坡途中的五台山文殊院收到粟裕這封電報的。毛澤東剛一看到這封電報時，十分震驚，甚至有些生氣地說：
“粟裕要幹什麼？陳毅在哪裏？發個電報，把他們都請來，讓他們把不渡江的理由說清楚。”但是，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了下來，他和中央軍委幾位負責人研究之後，大家都對粟裕的報告十分重視，認為必須認真聽取粟裕的意見，於是電令粟裕到中央進行當麵報告，同時電令陳毅也前往中央。
4月28日，當粟裕和陳毅到達當時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莊時，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毛筆，走出房門，穿過庭院，親自迎接（這是極為罕見的舉動，毛澤東自從擔任黨的領袖以來，他的習慣是不出門迎送戰友和下級的）。毛澤東握著粟裕的手，望著這位已經不再年輕的前方大將，深情地說：“粟裕同誌，你還記得嗎？我們分別已經整整17年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聶榮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奉命來到了城南莊。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莊召開了書記處會議，中央的“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全部出席。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一個：聽取並研究粟裕提出的調整南線戰略進攻部署的建議。與會者在認真聽取了粟裕的報告之後，對他的建議和全國的戰局進行了全麵的分析研究。與會者的討論乃至辯論是相當充分的，毛澤東為了考查粟裕，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當然，如你感到確有困難或不願意率一兵團南下，我們可以考慮另換統帥……”但是，會議最後是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意見，並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宣布了如下決定：“華野一兵團在4至8個月內暫時不南下，先加入中原作戰，力爭實現殲滅敵人主力於長江以北的新戰略（在這裏，黨中央還有一個重要考慮，是要盡可能減少今後解放江南時對江南主要經濟區的破壞，以便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如果將來劉鄧、陳粟兩大野戰軍的確無法粉碎國民黨在中原的防禦體係，一兵團立即執行南下方案。”
也就在這次中央軍委的會議上，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還做出了兩個重要的決定：一是中原地區的決戰殲敵從華東野戰軍發起，華野先打濟南，緊接著打徐淮，在徐州淮海戰場上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一場決戰；二是為了中原野戰軍更好地配合華東野戰軍的作戰行動，也為了加強中原野戰軍的工作（中野轉戰大別山時期消耗很大，僅剩十來萬人，重武器幾乎全部丟失，又要馬上對付華中和徐州西部幾個兵團的敵人，壓力很大，中央曾在一個文件中形容說“中原局的困難是中國革命最後最大困難”），中央決定將陳毅和鄧子恢從華東調到中原局工作，陳毅擔任中原局第二書記，鄧子恢任第三書記（第一書記是鄧小平），陳毅同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為劉伯承，第二副司令員為李先念），鄧子恢任第一副政委（第二副政委為張際春）。粟裕也參加中原局的領導工作，是中原局的12名委員之一，隻是不到中原局去，工作仍然在華野。這樣，華東野戰軍就由粟裕全權負責，中央決定由粟裕接任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對於中央這一決定，粟裕表示堅決不能接受，認為華野不能沒有陳毅。這一次，毛澤東向粟裕讓了步，同意華野的司令員兼政委仍然由陳毅擔任，但隻是名義，陳毅本人必須立即到中原局工作（陳毅和鄧子恢後來帶了4000多名幹部赴中原局工作），粟裕則以華野的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的名義全權負責華東野戰軍工作。
城南莊會議的結果，實際上形成了在江北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戰略決策，這也就是後來的淮海戰役的最初藍圖。正是在這種戰略決策之下，中原戰場上才陸續出現了打開封、戰睢杞、克濟南，活捉區壽年、生擒王耀武等一係列勝仗，才會有由兩大野戰軍共同進行的淮海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