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內也不平靜。特別是那位天津城內最高軍政長官陳長捷。
陳長捷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與傅作義相差兩期的同學。正因為他與傅作義有這層同學關係，所以他從軍校出來之後，就接受了傅作義的邀請到山西加入了晉軍，從排長一直升到師長。中原大戰晉軍失敗後被整編，他在傅作義的三十五軍中任旅長。抗日戰爭中任六十一軍軍長，在傅作義指揮下打過不少惡仗，在團城口之戰中，他的一個團打得隻剩下一個排；忻口之戰中與日軍死拚半月，消滅了敵人的3個聯隊。1938年5月，他升任為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成為與傅作義並列的晉綏軍中地位最高的集團軍總司令。但是由於他不是山西人，對於閻錫山重用山西“五台幫”及若幹軍政措施有所不滿，與閻錫山的矛盾逐漸加深，1940年終於被閻解除職務，他便利用已經離開閻錫山而投向蔣介石的傅作義的關係，也投入到蔣介石部下，到綏遠任伊克昭盟（現鄂爾多斯市）守備軍總司令。這以後，還擔任過蘭州補給區司令、軍官第二十總隊總隊長。
當傅作義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時，按傅作義的考慮，當然是由自己負責北平，在誰來負責天津的問題上他很費了一番苦心。後來選了陳長捷，是因為陳長捷雖然是他的老同學、老同事，但卻不是晉綏人而是福建人，便於和中央軍係統的南方將領搞好關係。陳長捷的資曆又比當時華北國民黨軍隊中所有的兵團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團軍總司令。所以，傅作義就向蔣介石要求將陳長捷這位老華北從蘭州調到了天津，並由蔣介石任命為天津警備司令、塘沽防守區中將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區司令。
也可能是一種巧合，攻守天津的雙方主將一個是中共方麵的劉亞樓，一個是國民黨的陳長捷，竟都是福建人。
陳長捷到天津之後，很想有一番作為，他逐步排擠了軍統在天津的勢力，成立由他一手組建的天津警備旅來維持社會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氣修建防禦工事。由於天津地勢平坦，無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占領時期就已經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陳長捷之前，駐防天津的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保定綏署天津指揮所主任上官雲相又接著修，當時曾經籌集了250億元的巨款用來修築碉堡，並開始挖掘護城河。陳長捷上任後，在上官雲相的基礎上，不僅修成了護城河，而且在護城河外又拉了幾道鐵絲網，布置了縱深幾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區，總共埋有數萬枚地雷。護城河沿線陣地之外2000米之內的房屋和樹木全部拆除或燒掉，形成無人區。護城河內側則用挖河時挖出來的泥土築成一道底寬7米、頂寬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內牆，牆上拉有5米多高的電網，牆內修有一條寬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車運送各種彈藥和物資。特別是沿內牆又修築了環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個，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個，每個碉堡中還有電燈和電話。在這一個碉堡圈之內還有三道碉堡工事，總共有各種碉堡1000多個，都是以鋼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為主的碉堡，被稱之為“天津的盔甲”。從整個天津城來看，就以護城河和碉堡為主，加上鐵絲網、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為經過全麵規劃的一個完整的防禦體係。正因為如此，陳長捷才敢於對各種傳媒自誇說：“大天津堡壘化！大天津固若金湯！”
天津的國民黨守軍隻有六十二軍和八十六軍兩個正規軍，加上其他部隊，總共隻有13萬人。陳長捷敢於如此自誇，就在於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叫“不嫌兵單，還恃陣固”。不過，不管陳長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論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確是我軍攻打敵人的城市以來所遇到的最堅固的城防工事，過去所攻打過的濟南、洛陽、開封、錦州、沈陽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東野的攻城大軍對於攻打天津進行了認真的戰術準備。其中，主要是演練用爆破、炮轟的手段炸毀敵人的工事，用蘆葦橋、跳板、船橋等辦法渡過各種河溝和戰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敵人的地雷。正如六縱十七師指戰員所編的順口溜：“攻堅虎，虎生風。練爆破，演攻城。練巷戰，習攀登。今日練兵憋足勁，來日大鬧天津城。”
陳長捷對於天津的城防是頗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國民黨軍隊將領中最有信心的一個，因為他認為天津的地形不便於展開進攻，再加上有幾層工事，進攻者不經過長時間的構築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並付出很大的代價，是很難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強攻急襲的辦法攻破的。對這一點，他還和其他軍官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1948年12月18日，蔣介石按他凡是在軍情緊急時就要給第一線的軍隊指揮官寫親筆信的一貫做法，又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平津前線的指揮官，意思當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華北垂危”之時，在“關係黨國之存亡”的決戰中精誠團結，“效忠黨國”之類。他派了國防部參謀次長李及蘭乘飛機前往北平，飛機不敢降落，就飛到了天津。李及蘭將陳長捷和駐守天津的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八十六軍軍長劉雲瀚集中起來，讓他們來看蔣介石的親筆信，當場為是否要堅守天津，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個軍長都認為天津難守，主張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隻有陳長捷認為天津有十分堅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爭論到最後，陳長捷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你們若擅自將天津部隊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