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陳長捷等人喪失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天津的最後機會。全國解放以後，陳長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解放戰爭期間，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軍，將戰火引入市區，置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對人民負有嚴重無比的罪過。”他的這段話，可謂句句實言，一點誇張也沒有。
若幹年後，有人曾經這樣分析過1949年初的天津問題，認為當時的天津如果不是由於上述情況而產生的“龍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軍政大權，一人就可以作出決斷的話，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決的。這種分析不無道理。遺憾的是，曆史現象是不可能按“如果”來重演一次的。
若幹年後，陳長捷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當時所以出現那種明知打不過還要堅決打的局麵，還有一個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國民黨特務對國民黨軍隊的暗中監控。他說：
1月11日，接到解放軍送來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後通牒，即約杜建時到部會商。開始是各懷鬼胎，以目相視，默然不語。劉雲瀚是蔣介石、陳誠的嫡係心腹，對戰事雖然懷慮，但默不作聲。林偉儔和秋宗鼎又都懾於特務的監視，有所欲言，卻又吞吞吐吐，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卻也願意談判，無非為的緩攻、觀望而已。
蔣介石在各軍和各軍事機關都置有從他的侍從室直接派出的所謂“視察官”，參與一切軍務與軍機，時時向蔣直接通電報。對天津就派來視察官程子踐，程當時對作戰中每夜彙報情況，指導軍機，他都要參加。而他的背後，又有所謂“報務員”執著密碼本在監察他。蔣的特務對天津作戰是多方麵的鉗製，這一種特務恐怖，懾服了部隊長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於哪些方麵的原因，總之，天津守軍在最後關頭拒絕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敵不願意放下武器，拒絕和平，毛澤東當然就要下決心先打天津。前麵已經分析過，這時打天津，其目的不僅僅在於解放天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將國民黨的一部分軍隊砸得粉碎，將天津的堅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讓傅作義迅速徹底地丟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編，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同時也讓北平中央軍係統的軍隊不敢亂動，不得不跟著傅作義一道接受和平改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打天津給傅作義瞧一瞧”。
四、地下黨的巨大貢獻
林彪、羅榮桓和劉亞樓已做好了打天津的準備，而且準備得相當充分。因為這一仗不僅是一個要解放天津的問題，而且要求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幹脆利落，要打個樣子給傅作義和北平的李文、石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瞧一瞧。
在對攻打天津的準備過程中，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不僅廣大的解放軍指戰員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解放區的支前民工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天津的地下黨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說華北軍區城工部領導的北平地下黨的主要貢獻是用力推動了北平和平解放進程的話，在華北軍區城工部領導下的天津地下黨的主要貢獻則是為我軍順利打下天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紀念天津解放十周年的時候，劉亞樓這樣說過：“應該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
1948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天津市的地下黨組織由原來的兩個係統（即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由原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的“北係”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南係”）合並，成立中國共產黨天津工作委員會，對外的名稱，就叫迎接天津解放委員會，開始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各種工作。這裏隻介紹與攻打天津有關的兩件大事。
上麵曾經說過，陳長捷所以敢於與我軍進行抵抗，主要的就在於天津的堅固城防工事體係。我軍既要迅速攻打天津，又要盡可能減少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減少對重要工業設施的破壞，就需要讓我軍指揮員在開戰之前能掌握到作為敵人手中最高機密的天津城防詳圖。這一任務當然隻能由地下黨去完成，天津地下黨組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