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名人自傳，最容易發生的感慨，就是人家運氣怎麼那麼好，老是碰上好事，至於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視。錢穆先生由私塾轉中學，僅憑一篇作文，就可以連跳兩級。胡適就更是好運氣，一篇作文，讓他接連躥升了四級。這種好事，對於現在的人們，連做夢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還在後麵。胡適參加清華留美生資格考試，第一場國文，作文題目是“論無規矩無以成方圓”。老兄一時性起，在考場上考證起“規”和“矩”的起源來，將一個帶有道德性的論述題，做成了考據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語文老師，碰上個按規矩來的考官，恐怕也會判他跑題，就算開恩不給零分，成績無論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跡出現了，那場考試的判卷人恰巧是個跟胡適有同好的考據癖，閱卷之後大喜過望，提筆給了胡適100分。考慮到另外幾門胡適考得很水，而且最後錄取的名次也很靠後，所以說，實際上這篇跑題的作文，把胡適先生送到了美國（如果他按規矩做，不跑題，估計十有八九不會得這麼高的分）。如果胡適去不了美國，自然就不可能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談不出杜威的試驗主義，什麼《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嚐試集》以及紅學研究、《水經注》研究等，就都沒了，那麼以後“現代孔子”的稱號也許就得給別個了。
當然，錢穆的運氣沒有胡適那麼好，至少在中學畢業以後的時光裏，遠不及胡適那麼光芒四射，不僅沒有機會出去留洋鍍金，甚至連國內的大學門也沒進，隻在幾個中學做做孩子王。不過，在錢穆寫的幾本書出版之後，好事情也來了。沒有大學文憑的他，居然進了燕京大學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錢穆，在這個洋文天下的教會大學，居然還挑三揀四，批評學校的S樓M樓之類不夠中國化，所有發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結果呢，學校當局還真就改了，S樓變斯樓，M樓變了穆樓。之後錢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後在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等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任教，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的賞識和禮遇，接二連三地被請去給高官們授課。授課時每逢開飯，蔣介石得親自查看是否好吃。
錢穆和胡適的好事，都屬於曾經有過的好事，基本上無法複製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錢穆和胡適這樣的人，即使不被我們規矩的老師打入冷宮，貶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頭來。有誰能或者敢因為欣賞一篇跑了題的作文中的學問，而給他滿分呢？又有哪個大學能聘一個僅僅上過中學、又沒有在海外求學經曆的人當教授呢（沒有學曆的陳寅恪，畢竟有這種經曆）？從清末辦新學以來，我們的教育雖然經曆了曲折，但畢竟越來越像模像樣了。現在連國內三流的大學，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歸的博士，但是，我們再也沒有了錢穆，沒有了胡適，甚至不可能培養出哪怕有點像錢穆和胡適這樣的人。錢學森先生一生做過很多光鮮的事，也做過一些不那麼光鮮的事，但是，他最近說的一句話，卻是至理名言：我們沒有提供給人們一個可以培養出創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個成天呼喚大師的時代，一個時時將大師毀滅在萌芽裏的時代，居然是同一個時代！後現代的荒誕，就是這麼在我們這個其實還沒有真正進入現代的社會裏產生的。
大學考試對對子
1932年，報考清華的學生，在國文考試的時候，發現碰上了一道怪題：對對子。出了上聯，要求對下聯，上聯是“孫行者”。此題難倒了絕大多數考生，隻有三個人據說對上了，他們對的是“胡適之”，其中有一個是後來著名的曆史學家張政烺。不過由於在清華考試之前，北大已經發榜，所以張先生沒有去清華。怪題的製造者是陳寅恪，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孫行者”的標準答案就是“胡適之”，而且是陳寅恪有意為之，目的就是調侃一下胡適。可是，後來張政烺先生說，他答得其實不對，標準答案應該是“祖衝之”。“胡適之”的“胡”字，跟“孫行者”的“孫”字平仄不協（都是平聲）。
事情發生的時候，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已經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話文達十年之久，盡管社會上堅持用文言文寫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為整體的教育體製而言，白話文已經牢牢占據了統治地位。所以，陳寅恪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考生和輿論的大嘩。批評的矛頭，大多是說陳是在開倒車。因為對對子是舊式私塾的功課，而新教育沒有這個內容。由於當時學界的複古思潮正在興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支持，怪題事件的製造者，恰好又是一個新傳統主義的中堅，因此，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對此反應更加強烈。
不過，有意思的是，事情過後，別的考試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獨陳寅恪出的這個對子，卻久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裏。甚至一直到解放後，知識界仍然在傳這個事情，對上了對子的張政烺先生，在人們的傳說中，很是具有正麵的意義。在今天看來，實際上，對對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話文為主體的中國語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傳統上，漢語寫作是要求音韻上有節奏的，就是說，文字讀起來要有鏗鏘的感覺，起伏的節律，因此要講究平仄，詩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時，音韻上的講究，是與文字的意蘊和色彩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文字不僅需要表達意義，而且還要有字與詞本身含義的組合所傳遞出來的色彩，為意義生色。隻有這樣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其代聖賢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負擔的拖累，僅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好的，至少，在漢語的文字寫作技巧訓練方麵，它是符合漢語自身規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私塾教育對對子的訓練，固然是為了日後八股文的寫作，但對於學生掌握和理解漢語，其實倒也是必要的。許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學者，在他們回憶往事的時候，往往對自己善於對對子的“事跡”津津樂道。雖然說，中國古代也有白話文，但古代的白話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聯係的，是文言文的俗化，嚴格說不能用現代漢語語法規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諸健將提倡的白話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算做一種新的語文，它是同西式語言相聯係的，必須符合主、謂、賓，定、補、狀的西式語法結構，其最後的歸宿，就是漢字的羅馬化。而當時的白話文主導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是後一種現代白話的一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