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個教書匠，對社會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學生檔案卻還算熟悉，尤其是當過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麵還沒見，一堆檔案早已經擺在麵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學生檔案是什麼樣子，我卻一無所知，不唯無知，連想知道的念頭都沒有起過。幾星期前，偶爾無事，溜到潘家園舊書市場逛逛，腿都溜酸了，還是一無所獲，雙目所及，盡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綠綠的垃圾貨，稍微像樣一點的東西，又貴得嚇人。就在幾乎失望的當口，忽見不遠的地方有個小攤子，寥寥的幾本書旁，有一堆爛紙似的東西，過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張發黃的硬紙，仔細看來，原來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的一名叫俞佩蘭的女中學生的檔案。
這個硬紙片約有16開大小，上麵的表格是油印的，係河南靜宜女子中學教務課製，跟今天中學生的檔案類似，上麵有俞佩蘭的照片，有履曆表，背麵還有成績表，但不同的是，頭兩欄分別有保證書和誌願書。保證書上是一串不加標點的文字：
具保書人王生今願保證學生俞佩蘭入貴校肄業對於一切校規願絕對遵守如有犯過重病欠費或臨時發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證人負完全責任。
然後是具保人的姓名、職業、與學生的關係以及具保人的住址，還有一個至今顏色依舊的具保人印章。
誌願書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誌願書人俞佩蘭今願入河南私立靜宜女子中學校肄業絕對遵守校規努力求學除由保證人保證外謹具誌願書。
保證書和誌願書上的文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過去的學徒契約，上麵必有這種過病生死俱與店方無涉的內容，而且立契必須有保人的簽字畫押才算數，隻不過學徒的契約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國特有的學徒文化暗中影響了靜宜女子中學的辦事人呢，還是真的擔心學生在就學期間會惹出麻煩，因而未雨綢繆？不過，盡管俞佩蘭女士就學的年代（1944），中學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學生還要稀罕些，但中國新教育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新式學校畢竟與傳統以八股科考為目的的求學有了本質的不同，從求道意義的“知書達理”變成了含有技術教育內涵的培訓，所以，也許在靜宜女子中學的主持者看來，他們的學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學徒的性質。所以，學徒契約的內容出現在中學生的檔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畢竟這樣做對於基本上以贏利為目的的私立學校的校方來說，可以省卻許多管理上的麻煩。不過這樣一來，至少蒙在傳統學子身上的那層高人一等的麵紗，在學校的管理人那裏，已經蕩然無存了。
另外，這份學生檔案的年代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時，學校所在開封還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所以學校除了英語外，還開設日語課，隻不過，在成績表上，日語課排得很靠後，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語卻排得特別靠前，明顯屬於“主科”。這比起“滿洲國”的幾乎所有課程均以日語授課的安排來，有很大的差異。顯然，靜宜女子中學的這種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這種安排，是否表現了校方的某種意向。檔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麵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的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貫是河南開封，家住開封火神廟後街19號，父親叫俞瑞生，在“電影界”，與當時的開封華北電影院有關係，看來可能是電影院的職員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還活著，今年應該已經年逾古稀了。
武秀才
自有科舉以來，武舉向為雞肋。文科為朝廷輸送人才，構成了大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軍隊裏的軍官們，卻大多為戰陣裏混出來的老行伍，偶爾有個把武舉出身的人進來，也往往立腳不住，不是自己識趣滾蛋，就是在戰鬥中因沒人幫襯白白丟了性命。盡管武科沒用，但卻沒有一個朝代廢了它，不知道是出於製度的慣性呢，還是出於陰陽（文武）平衡的考慮，反正一代代無聲無息地考下去。考出來的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官府和社會，誰也不拿他們當回事。
雖然沒有官做，但考武舉的卻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會上看重與否，考上了總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應的官方優惠，就算是最低一級的武秀才，也可以見官不跪，減免些賦役什麼的。武舉見了真正的縉紳固然矮半頭，但在平頭百姓麵前，依舊可以耍耍威風。明清兩代，是科舉成型的時期，製度運行相當穩定，不免一科一科地武舉考出來，武秀才尤其見多。既沒有出路，武舉們隻好在社會上做閑人，地方官從來不把他們當回事，可他們自己卻從來放不下紳士的架子。清代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是有天一個武秀才扯了一個挑糞的農夫上堂告狀，說是這個農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須加以懲罰。縣太爺說，既然如此，那就讓秀才打這挑糞的一百個嘴巴吧（有一說是磕頭）。於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來，打到七十的時候，縣令突然說：停，我忘了問你這個秀才是文秀才還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縣令說，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隻能打五十，現在你打多了，讓這農夫還回來。於是，農夫劈裏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個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葷八素。這個故事無論真假，都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武舉的輕視和武舉自己的自輕自賤。不過這沒辦法，明清兩代科舉出了那麼多名臣和名人，無論誰說曆史都免不了要說到他們，可是誰聽說有哪個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舉出身呢？盡管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