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佛教傳播史上，有兩個人功勞最大，由於他們翻譯的佛經數量巨大，所以又被稱為古代的翻譯大師。這兩個人，離我們近一點的是玄奘，遠一點的是個外國人，名叫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來華的時代，是魏晉亂世，那個時候，雖說理論上佛教已經東來，但實際上並沒有生根。好在亂世給了這種很能給人心理治療的宗教，一個傳播的好機會，而外來的傳教人也大多有點除了翻譯以外的本事。
人們都知道鳩摩羅什是個翻譯家，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佛經都署著這位大師的大名，但是，在那個時候，鳩摩羅什給人的印象，卻是個法術無邊的魔術大師，在乎他翻譯的人，反倒沒幾個。人們信佛，尤其是東晉時期北朝的統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大師魔術的征服力。那個時候世界還沒有出個搗亂的拳王阿裏，人們不明白魔術其實跟神通法力沒有什麼關係，固執地相信，那變幻莫測的魔術，是神通廣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過，即使是被人們視為佛的化身的鳩摩羅什，也沒有想到，為傳播佛法而弄的玄虛，居然給他這個出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時，北朝後秦皇帝姚興，也是鳩摩羅什大師的信徒之一。這個胡人皇帝，對鳩摩羅什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天忽發奇想，打算為大師做點什麼。當他有了主意之後，派人請來了大師，對大師說，你這麼聰明，沒有老婆，種子怎麼傳下去？隻聽皇帝手一拍，十個美女從幕後走了出來，不由分說，姚興強將這些美女塞給鳩摩羅什，讓大和尚離開寺廟，另撥房舍居住，一點價錢都不許還。
不知為了佛教傳播的大計，大師不得不委曲求全呢，還是大師到底也是血肉之軀，扛不住諸美女的強力誘惑（那個時候的鮮卑女子，雪白而且豔麗，根本沒有漢人的禮法講究，開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為出家人（比丘）的鳩摩羅什笑納了皇帝的美意。至於是安享豔福了呢，還是像《三國演義》裏的關雲長一樣，將美女關在後院，看也不看一眼，則不得而知。不過，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為這麼一來，後秦的眾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馬，再也打不住禪了，大家紛紛提出性要求，說你是大師享受十個，我們有一個兩個總是可以的。麵對和尚們的群體性事件，大師很鎮定，將眾僧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我現在手裏有一把針，你們誰能把針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樣，做不到，大家還回去老老實實打坐參禪。眾僧麵麵相覷，誰也不說話，隻見鳩摩羅什把針一口吞了下去，麵不改色。大家見了，自歎弗如，既然享不了那個豔福，回去念經去吧，也順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譽，沒有讓寺院變成花和尚的大本營。
當然，鳩摩羅什的絕活，其實是魔術。這種魔術，今天即使是檔次最低的魔術師也變得精熟，可是在當時，卻不僅騙來了美女，而且懾服了眾多的僧人，維持了寺院政局的穩定。無獨有偶，一千多年之後，臨到了中國人晦氣的時代，西方洋人打上門來，欺負起來就沒個完。突然之間，某些中國人感到憤怒了，從家裏的箱子底裏翻出了些據說是祖傳的寶貝，說是可以讓洋人的槍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幹脆就把它們閉住，對此，大家多少有些將信將疑。於是，高人們站出來了，要給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這邊一人持槍，那邊一人袒著肚子，一番舞弄並演說後，拿槍的這個，終於抬起了槍，瞄準了那個露肚皮的，說時遲那時快，隻聽一聲槍響，這邊槍口冒了股青煙，那邊露肚皮的手裏多了一顆彈丸。原來，放槍的槍裏是空包彈，而彈丸早就在接槍的人身上，槍一響，則到了手中。——又是一個變魔術的。
這回魔術的政治作用可大，絕非當年吞針可比，不僅穩定了義和團的軍心，而且動員了千千萬萬個老百姓起來殺洋滅教，跟洋鬼子對著幹。隻是戲法雖然變得高明，但義和團畢竟不能真的刀槍不入，被動員起來的老百姓，當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槍真炮的時候，還是一個個地倒下去。
看來，政治就是政治，把戲法給摻和進去，可能有一時之效，一旦壞事，就壞大發了。
“省官不如省事”
王安石變法差不多要算為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個曆史事件了。凡是後世倡導改革的時候，這段往事就會被記起，或歎其失敗之淒壯，或言其改革之銳勇。其失敗的教訓理所當然是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隻是，說來說去，似乎話還沒有說完。在我看來，也許真正的教訓還沒有被人們找出來，所以不妨在這裏再囉唆兩句。
王安石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宋朝已經處於內憂外患交集，國貧民窮的境地，冗官、冗兵與冗費像三座大山壓在政府的頭上。政府機構層疊設置，官吏越加越多，整個政府毫無效率可言。而作為政府軍主力的中央軍，由於北方契丹人和黨項人的壓力，雖然逐年擴充，但百萬之眾麵對總計不過十數萬人的敵人，卻屢戰屢敗。每年的行政費用、軍費開支和被迫交納給遼與西夏的歲幣，使得國庫空虛，民窮財盡，農民的負擔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國家已經沒有出路了。然而，改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僅改革的設想屢見，而且範仲淹等人也曾著手實行，但結果卻不了了之。宋朝優待讀書人，鼓吹文治精神的開國之策，演變出一個不斷自我膨脹的文官體係。讀書人進入仕途的門檻低，而且凡屢試不第的廢物，都可以參加“特奏名”考試，在那裏，曾經發生過隻寫了“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就錄取進士的千古奇聞。隻要踏入仕途，麵前似乎隻有加薪和升遷的美景，對於大多數官員而言，隻要不妄想出謀劃策建立奇功偉業，自然會憑著資曆熬上去（蘇軾有詩言道：“但願生兒愚且直，無災無害到公卿”），升遷慢就等於是懲罰，這種隻獎不罰的“幹部政策”，使得趙匡胤的“養士”變成了“養官”，雖然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宋朝內部的穩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卻也讓趙家的子孫捉襟見肘地犯難，眼見得龐大的官僚隊伍不僅吃空了國庫，而且使整個國家在兩個北方遊牧民族的壓迫下反倒陷入過度的低效率的狀態。更可怕的是，這個龐大的文官體係幾乎是自發地抵製任何改革的企圖，範仲淹等人發起的“慶曆新政”，與其說敗在什麼大地主階級的手裏，不如說是毀在朝野官僚眾口鑠金的群嘴和台下亂踢的亂腳上。
王安石雖說人稱“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實際上卻乖巧得很，無論動作怎麼大，卻盡量避免觸動文官體係的利益，麵對財政的困難，他的思路是開源而非節流。在他看來，隻要找到足夠的錢，那麼就可以養活這些文官以及龐大的軍隊，朝廷的危機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機構改革，隻是著眼理順權力關係，並不在意精簡人員。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變法失敗了。顯然，對於已經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爺來說，哪怕一點輕微的改變，也會引起他們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對。變法過程中大幅度的官製調整，衙門合並，很容易使那些安於現狀的人們感到不安，生怕在這頻繁的變動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變法的群起而攻擊中，自然也有這些人的聲音。守舊勢力的反對自然是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卻是在總體設計上的技術障礙。
我們知道，對於傳統的中國而言，官僚體係雖然發達，但技術手段卻相當有限，信息不僅難以通暢，而且還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製度從來都難以窮盡每一個細節，必須靠人為的努力來彌補製度的不足，而傳統社會這種狀況就更加突出。對於官吏相銜的行政網絡來說，所有的行政環節和手續，都被理所當然地視為謀取製度外好處的機會（極少數清官除外），那些沒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員尤其如此。環節越多，手續越繁，他們上下其手的機會也就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的官僚體係自身就存在著尋求製度外利益的機製，在王朝的框架內，無論多麼清明的政治設計，都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機製。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設計不能說不精妙，如果真能實行其目標，確實能改善朝廷的狀況，尤其是財政和國防。但是，“保甲”、“免役”和“青苗”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參與，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個要求官府將農村原有的村社結構重新改觀，一個則需要官府定期放貸收貸，均將官府的觸角直接伸到了每個農戶。在當時的情景下，由於農民對於政治的習慣性冷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實際上不可能真正了解變法的意義，甚至對於其內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變法的設計者就不主張農民了解這一切），所以基本上隻能任由官府擺布，所謂變法在農村，給了官吏擺布農民、上下其手借機聚斂的一個最合適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實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貸款播種的農民得不到“青苗錢”，而那些不需要貸款的殷實農戶，反而被強迫接受，秋天則以高於法定利率的數額逼勒還貸，一個原本惠農意義的“新政”，結果卻成了地道的擾民主之舉。同樣，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過程中，類似的擾民行為也司空見慣。當時司馬光等人對變法的批評，其實主要集中在擾民和聚斂上，實際上並非一點道理沒有。將司馬光視為大地主階級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實有失公允，至少在那個時代，他應該算是一個富有士大夫責任感的人。隻是，他隻看到了新政之弊，過於看重了社會秩序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