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生活遭變，我搬回北京。因為伯母搬到望京居住，我也在那兒買了房。整個裝修，伯母給了建議，因此，我臥室裏的衛生間有麵大鏡子、客廳有個大書櫃，跟她家一樣。
時不時去她家或帶她去餐館，她講究吃，對電影和偵探小說更是精通，經常忘了她是年過八十的老人。她一度擔心兒子有憂鬱症，不能再寫作了，經常在電話裏對我說，他吃藥效果也不大，問我有什麼辦法。
我與她無所不談，慢慢知道，她父親是銀行家，家裏有中西廚子，小時去過歐洲、美國，後來回到天津，又隨父親移到上海。如同所有的熱血青年，她不顧父母反對，去參加新四軍，在路上被日本憲兵抓了。父親領她出來，要她改“邪”歸正。她不聽，仍要革命。她的故事非常吸引我。實話講，我與親生母親也未達到與她交談的程度。我寫《上海之死》時，女主人公在舞台開始的造型，背對觀眾，開始說話，然後轉過臉來，是她給我講的當年看的一出話劇。於是我沿用。孤島時上海日本憲兵部裏的情況也是她告訴的。
寫這文章的前半個月，我去北京東郊殯儀館參加她的告別會。四年前我母親去世時，我在小區超市遇見她。她拉著我的手，安慰我。那時她買菜做飯，給遠方的女兒寫信，給兒子校稿，每晚看一部DVD電影，身體健朗。誰想那一年後就病了，三年間一直治病。最後兩次去醫院看她，她都無法說話，眼角流出淚水。我走出病房就哭了。因為我知道我將失去她。
在與她的遺體告別時，我在想，北京冬天嚴酷無情，可這些年，尤其是在二十年前，我孤苦無依時，她代表母親，也代表北京，溫暖著我的心。
如今，沒有她的北京，寒冷異常。我隻得不斷地回到過去才能度過:伯母推開四合院的大門，興衝衝地說，“虹影，你看我給你買了一條鯉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