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有生命力的。因為市場是由千千萬萬聰明的、智慧的人的行為組成的。市場多數時候是千千萬萬聰明大腦的疊加，隻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會表現為集體的非理性。我們不要把市場看成單一的、不變化的，市場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撞南牆不回頭的。
無為而治
做企業從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式。在整個企業發展的曆史上，企圖找到固定模式，一勞永逸當個懶漢，是不會成功的。麵對其他人的成功方法，簡單機械的學習和模仿也是不會成功的。優秀的企業家一定是創造者，企業家是最具創造精神的一批人。
堅信創造，但又要腳踏實地。一個具有創造精神的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膽大妄為的冒失鬼。有一個雕塑家，他對世界上的石材、泥土、鋼鐵、塑料、紡織品等各種材料了如指掌，有著精深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夠做出最具創新性的雕塑作品。世界上最感人的美，往往已經潛藏在自然世界中，等你用慧眼來開發。在創造的範疇，最重要的是發現。
企業家的創造性更是如此。為了發現價值，他們要隨時隨地依據周圍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並且隨時隨地地調整自己的企業和自己的心態。任何經典的教科書，教你如何做企業，教你如何取得成功，最後都隻能成為你的額外負擔。成功的企業家一定是放鬆的，放鬆心態下才有智慧和幽默。緊張隻能加大做事的成本，把事情辦得更糟糕。
我在剛學開車時，很緊張，手裏出著汗，用術語說就是手潮。等開車技術提高了，人也放鬆了。做一個企業家也是同樣的道理，要放鬆，不要緊張。有些人自從做了企業家之後就不會笑了，整天緊鎖眉頭。這樣的人，他的企業很難管理得好，這也是一種“手潮”。
在別人看來企業就是要賺錢，功利性很強。但是太把賺錢當回事了，太急功近利地想著賺錢，錢就離你越來越遠了。
在對企業的管理中，我比較推崇無為而治。最早我在老子《道德經》裏看到無為而治的觀念，但並沒有切身體會。有一次坐飛機趕到香港，按會議的時間安排我必須要在西安中轉。在西安停留的4個小時裏，我去參觀了漢代的陵墓。我已經記不清楚這個陵寢皇帝的名字了，隻記得第一個皇帝第二個皇帝的陪葬品都是一些粗糙的瓦罐什麼的，一大片堆在那裏。而在漢朝初年文帝、景帝的時期，也就是漢朝的“文景之治”時期，他們實施了無為而治的管理，這時候漢朝就非常強大了。這一時期皇帝陵寢裏麵的陪葬品就非常好了，很明顯地顯示那是一個富庶的時期。“文景之治”是非常典型的無為而治，我麵對那片漢陵，真切地感受到無為而治的力量，受到的震撼比看史書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人們的思想、行為被管得很緊，人們就喪失了活力，經濟也上不去。改革開放後，行政幹涉減少，給大家更大的空間，讓人們自主奮鬥。在追求幸福的動機下，人們會自行尋找合適的方法，自行管理自己。所以改革開放以後，條條框框少了，人們有活力了，也變富裕了。
我還慢慢發現，無為而治實際上就是把管理者變成一個空心的竹子，一個甘願放棄自我的人。首先他相信世道人心，人不會輕易為惡，引發敵對。相信人們隻要在生活，以追求幸福為出發點地生活著，都會是善意的。無為而治者對於表現自己的權力沒有什麼興趣，因為他明白，權力是在關鍵時候用的，出現問題的時候用的。在平常，人們自然地生活，而生活本身會自動創造和管理，這是存在於我們每一個個人周圍的更為強大的力量和智慧。我們好像水上的小舟，依托流水的力量前行。我們要尊重它，感應到它，順應著它。如果你以為你有一點權力，就可以無所顧忌地搞亂生活，是一定會受到懲罰的。
順應生活的力量，是無為而治者的行事依據，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和總結，在曆史上也創造了輝煌。許多年來，我就慢慢把這種思想轉化成我的思想，發揮到公司裏去了。在辦企業的過程中，我發現在一個高壓的領導下，員工的活力會逐漸萎縮。老板總是罵人，製定各種紀律，這個幹得不對，那個幹得不對，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麼的，員工擔驚受怕，懷揣怨言而不敢發，這樣的公司是很負麵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滿足了，就像個皇帝一樣，但員工的積極性和才能沒有發揮到公司事務裏麵去，隻是戰戰兢兢地執行。實際上這樣的老板是很累的，遲早會崩潰。因為員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卻沒辦法跳槽。你罵走了一批人，招來新員工接著罵。員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堅持多久呢？罵人是很累的。無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將老板從痛苦中解脫出來。
無為而治，本質上是取消來自上麵的高壓，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發公司全麵的活力。有一些領導者最怕說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這股力量將自己推翻，那是因為他還是老舊的獨裁管理。你事無巨細，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領域都要去幹涉，過濫的權力是一種破壞性的權力。你破壞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則，當然要被推翻。就企業而言，法律保護私有財產，老板不會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辦好，就需要所有員工齊心協力，努力工作。無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勵自下而上的力量，為公司提供活力，這是公司發展壯大的唯一道路，這就需要老板做一個空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