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西行，我就想少一些計劃和目的性，更加隨意一些。有人問我：“要去開發大西北嗎？”我說：“沒有。”有人問我：“賣房子去嗎？”我說：“沒有。”有人問我：“你去訪貧問苦嗎？”我說：“沒有。”“那你到底要去幹什麼？”我說：“什麼也不幹！”
這就是一次沒有目的性的西行，就是想出去看一看，看到什麼東西就是什麼東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碰到下葬的，我就去跟著看下葬；碰到結婚的，我就去參加婚禮；如果迷了路就想辦法找回來。沒有目的性可能會使生命更有新奇和意義。
不對抗的美
在獲得“威尼斯雙年展”建築藝術推動大獎的“長城腳下的公社”中有一個俱樂部，外牆用熟鐵皮做成，在經年的風霜雪雨吹打下，鐵不斷生鏽，變化著不同的顏色。這是一種鐵的生命的體現，是一種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對抗的美。這個鐵皮俱樂部的設計者是崇尚中國老子思想的韓國建築師承孝相，他也是體現“貧困美學”理念的朝外SOHO的設計者。
很多人堅持“與人鬥，與天鬥，其樂無窮”，總是喜歡在大自然麵前逞能。我們這些蓋房子的開發商喜歡把房子蓋得越高越好，最終大自然一定會讓這些房子都塌下來的，隻是時間早晚而已，隻是看人自己拆除還是自然倒塌而已，就像船總要沉入海底，人總要死一樣。大自然會讓鐵生鏽，我們就刷油刷漆，甚至做成不鏽鋼；大自然會讓木頭腐朽，我們就不斷給它各種保護，與大自然抗衡，和大自然較勁；人們甚至改變動物和植物的基因，傷害大自然的神經。最終大自然總是給予等量的懲罰，也隻是時間早晚而已。
世界本來不複雜
講話不要講廢話，也不要講永遠正確的套話。幹活別擺沒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沒有用的裝飾和建築符號。現代建築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築符號，中國的建築去學習歐陸風情等等這些形式主義的建築，我都認為是在無病呻吟，裝腔作勢。現代建築中有一種思想叫“極少主義”“少就是多”，我能夠理解並接受。近些年我們蓋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極少主義”，盡可能少的線條，盡可能少的色彩。世界本來就不複雜，是人們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流水，沒有多餘的東西和動作。當有多餘的東西出現時一定是發生了問題，比如癌症。
中庸是一種境界
《道德經》啟示的核心是“平衡”，老子把各種各樣的平衡都歸納成陰陽平衡，如何把握平衡的關鍵點，這也直接誘發產生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受美的吸引，對幸福的追求，是我們人生的動力，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過分，應該走一條“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國人2000多年來用痛苦的磨煉和多年的實踐獲得的一條寶貴的方法。但我記得在我讀初中的年代，正趕上“批林批孔”，剛接觸“中庸之道”是在大批判中，隻能從反麵去了解它。當時，中庸之道被冠上了很多不好聽的名詞被加以批判，中庸成了“保守”、“不求上進”、“平庸”、“和事老”、“沒有原則”等負麵形象的代名詞。其實中庸之道是用謙卑對誠實的修正；是用愛心對正義的修正；是用超脫對愛心的修正。中庸是一種境界，不是我們說出來的，也不是我們能做出來的，是靠冥想、奉獻、服務等痛苦的磨煉修出來的。
我突然想到去查查辭典，看辭典上麵怎麼解釋中庸，我發現在“中庸”這個詞下麵，有一例句，是李大釗先生的《民彝與政治》中的一句話：“判其曲直，辨其誠偽，校其得失，衡其是非，必可修一中庸之道。”在社會和個人之間，物質和精神之間也需要用中庸之道的智慧去平衡。
定期清零
有一位北大的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哈佛大學的校長來北京大學時，講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曆。有一年他向學校請了三個月的假，然後告訴自己的家人，不要問他去什麼地方，他每星期都會給家裏打個電話，報個平安。然後這位校長就去了美國南部的農村，去農場幹活，去飯店刷盤子。在田地做工時，背著老板吸支煙，或和自己的工友偷偷地說幾句話，都感到很高興。最後他在一家餐廳，找了一個刷盤子的工作，隻工作了四小時，老板與他結了賬，對他講：老頭，你刷盤子太慢了，你被解雇了。這位校長回到哈佛後，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環境，但感到換了另外一個天地：原來在這個位置上是一種象征，是一種榮譽。這三個月的生活，重新改變了自己對人生的看法，讓自己複了一次位，清了一次零。
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要放棄自己已有的東西，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幾年前，我們幾個年輕人下海、辦公司時，借鄧公南巡的東風，讓我們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舞台”。短短的幾年，資本規模迅速擴大，在商界也成為人人都在議論的奇跡。伴隨而來的是各種榮譽、拍馬屁、合夥人之間的明爭暗鬥。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作為30歲出頭的人，應該擺脫這種狀態，要離開這個公司，重新把自己放在最原始的狀態，讓自己重新開始。另一個原因是在此之前，有人把我的成功歸結為運氣好，並定量地總結了六個好運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成功似乎不是來自於權勢，必然就是來自於好的運氣。我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培養，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讓自己重新回到一無所有的狀態，鍛煉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的能力。